第六章 完全的奉献-戴格兰修女-天主教星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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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完全的奉献
     

    雅培理神父在一九四九年九月的退省神功中,曾向圣保禄孝女会修女们劝告说:「希望妳们是非功过单纯的……保存妳们活泼自然的精神,有作为的精神。」戴格兰在一九五。年三月的一封传阅信件中,引申和详细分析会祖的演说,使人牢记「单纯是我们修会的特征,我们应保留它,排除和克服一切威胁,使我们不要成为古板和小气的人。」随后把这一切归纳成十点,在修会中很著名,有如

(敏捷的十诫):

    1.妳们要敏捷地对待师傅和修女。

    2.妳们要敏捷地打电话、接待来宾。谈话要简短而有建设性。

    3.妳们要敏捷地、简短地通信。长信等于冗长的交谈。

    4.妳们要敏捷地执行接到的命令。

    5.妳们要敏捷地由一职位换到另一职位,没有太多惋惜和悲伤。

    6.妳们要敏捷地问候人,不论在外出时和回来时。

    7.妳们要敏捷地在书局里工作和外出分送影片。

    8.妳们要敏捷地做工。

    9.妳们要敏捷地行动。常保持修女的地位,但不造作。

    10.妳们要敏捷地办告解。不做冗长的谈话:把重要的事加以简单而清楚的陈述,不说多余的话。

    第四点和第五点是关于从一个会院调往另一个会院,有时在离别时会带着不愉快的态度或说些不高兴的话。为戴格兰来说,这些都是些小事,但这些小事也会损害传教的精神,并且在她眼中是不能容纳的。

    戴师傅由实际感受得来的丰富智慧,心中存有一种坚定的见解:不论什么人,尤其是献身于主的人,更应提防表面上好像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这些小事如不加管束,而继续去做,最后会破坏修会的纯正精神和应有的质量。从这里我们得到了农家丰富智慧的启示,这反应广存在各地所有农业区内,并表现在花费方面——对于少数的经费和少数的浪费,例如从手中一把麦粒到一把米和一枚小钱算起,要多加注意,因为这是破坏家庭的根源:「注意少数的花费,一块钱一块钱地,不像大批金钱那样使人害怕,但全部钱集在一起会耗尽家产。」这同样的经济学营不了戴格兰修女如何管理修会的精神产业,特别是用她由旅行中所获得的丰富经验。

戴格兰的内在神修

    戴格兰修女本人的神修内容,可能就是在会祖雅培理指导的路线上前进:我们发现她专心致力于改正自己,把个人的行为与所读的圣书,或所听的教义相对照;用所做的事和所犯的缺失来衡量个人的信德。这是戴格兰神修的内容:她严格地、不打折扣地检讨自己,在神修日记上给自己评分:综合日常神功及退省的结果,用消费量的预算方式和保单的凭据,策画不久的将来。

    教宗碧岳十二世宣布一九五0年为圣年。戴格兰修女批注说:「圣年为我和修会是获得特殊恩宠的一年。希望在一切事上中悦天主,只中悦祂。一切在圣母玛利亚慈祥的照顾下。」随后她把神修记录的重点,发展为她的实行计划:「圣年从一九五0到一九五一年。这开始的一年,我要结束它吗?我不知道。我愿这一年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月,完全属于天主,只为祂。我抛弃我的意愿,为了只按天主的圣意:我抛弃我个人喜爱与厌恶的情感和看待人的方式,为了只按天主的判断……为感谢所受到的许多恩宠,我希望我的一生是一首永唱不停的(吾灵颂扬上主)的感恩曲,和继续不断的崇拜。」

    在一九五0年快结束时,戴格兰又写出了自己的感受:「圣年对我曾激起一些激荡,但我不曾变好,仍然是无耐心、无信心,而且任性。圣年,是的,但我获得圣年的利益不多。我依恃天主的恩宠,祂给了我一些圣年大赦。我有不少弱点,多次没有响应天主的恩宠……我的耶稣,祢是仁慈的!」

    为一九五一年决定了志向以后(「设法补偿并愿完全属于天主」),她在二月底的退省中,对过去的两个月,做了严厉的决算:「丝毫没有进步」。她特别强调:「过去,我刻薄,我不好,把我周围的一切都看成丑恶,那是因为我内心丑恶,满脑子的骄傲、嫉妒、恶意。现在我定意靠天主的圣宠和圣母的帮助,改正我自己。我愿意包容他人,对同会的修女们,怀有慈母的心肠……」

    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中的退省神功之后:「不要在恐怖和焦虑中度我们的修院生活,但要在爱中和对天父的依恃中做我们该做的,并把我们托付给天主。将来的审判不按照天主的决定,而是按照我们的所做所为。我们永不要放弃希望,直到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消失,我们才能成圣。我们受造就是为了进天国,而天国必须努力才能赢取。」

    戴格兰继续反省(舍弃)的主题——主要是关于在耶稣一生中,所立的许多舍弃的榜样,和彻底选择的重要性:「选择舍弃直到一无所有,直到贬抑自己,直到奴役自己,这是悲壮的选择,是为成圣而不可避免的选择。需要每天更新舍弃的精神,如果不尽力在圣德上进步,就不了解舍弃的能力;一个这样的选择会给生命带来它全部的美丽和它的价值。」

    「在开始容易,可怕的是终身保持这种品德前进,这是每天可怕的负担。每天都要有更大的觉醒,再开始前进,并保持这路线前进,直到最末一刻的「完成了」(若十九30) 。天天受到各种创伤之后,再重新坚定意志,这是最大的困难,但就是这个构成我们生命的真正美好和光荣。」

    有一天雅培理神父跟保禄会士道明·斯波定神父谈到戴格兰,曾说:「你看,戴格兰以绝对的奉献,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天主。她全身没有一根纤维,是不依照她的灵魂所安置的。」

    但这位雅神父,似乎更急于发展事业,要别人随从他的直觉,实现还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计划。他做事太快速(几乎常是这样),在这些情况下,对戴格兰并没有另眼看待。会祖对这位女弟子有时反而表现的更加强硬,虽然他也知道她并非常常修养很好:还有更坏的就是有时他竟然在修女面前公开责备她。从外表看来,这种打击使她哭泣,但她自我控制的能力随后引导她找到令人惊奇的解答,有时更是英勇的解答。对于会祖的举动,她不只是绝对的沉默不言,不吭声,不做「有敌意的」怒目相视,并且绝对没有丝毫反感的表示。戴格兰受到这些极重的创伤,随后却有令人难以相信的安宁,她感谢天主:如果会祖这样说话,是因为他有责任,而我也有需要。

    这个「是」,乃是舍弃,不只是把它单单地记录在日记上,并且也知道自己贬抑自己,而不只是让人贬抑自己。就如在一次退省后,她本人记载的:「导师耶稣曾说:『你们跟我学罢!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玛十一29)又说:『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抑:凡贬抑自己的,必被高举。』(玛廿三12)谦逊是真理:我是无用的人,我一无所能,我毫无价值:我是一个可怜的罪妇,世上最可怜的人。我还要求什么呢?凡是谦卑的人,生活在和平及安宁之中依恃天主,就足够了。谦虚的人在别人身上看出优点,尤其在弟兄们的身上看见天主,例如:会祖。」无论会祖对待她多么严厉,她眼中的泪水永不会妨碍她看清楚会祖内在的好心,并在会祖身上看到天主。

 

怀着爱心,伸开双手的母亲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戴格兰修女和会祖雅培理神父又一起展开美洲之旅,直到六月中旬。他们首先到达美国和加拿大(两次),随后赴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巴西,之后在返国途中,在葡萄牙暂停数日。

    「我很高兴对妳们说,在我视察的所有修女院中,我发现很多人怀有善心,并希望多做些好事。她们都愉快地接受来自罗马的每一个安排并以爱心付诸实行,各处都有福传的热诚和勤奋工作的心火。一以上这些话是传阅信件结束时的习惯用语:我们可以在许多其它关于她旅行的文件中,发现类似的词句。这些话显示出她的快乐,她能使前线的保禄会修女服从修会日常的命令。还有,从全球的保禄会可看出,为什么在遥远的修院中,为迎接她来视察,举行那么大的庆祝会。因为她体认出她们的努力,并以安和的态度及有效的方式,给予最高的评价;对于那些在多石砾的土壤上,辛劳工作而无显著成效的人们,这些赞赏又是多么的重要!

    在旅途中,会祖和戴格兰视察修女们的会院和男会士们的会院。她同那些男会士原是一家人,不只是因为不论男会士或修女,都以圣保禄宗徒为主保:而是因为司铎和修女都受过她很多恩惠。有些事并非人所共知,因为没有吹号筒做宣传,或许连会祖也不晓得细节详情:但在意大利和在全球各地的很多保禄会士却知道:保禄孝女会的总会长也是神父们和修士们的母亲。她在世界各地遇到的不少人曾经有一天敲过戴格兰的门。雅培理神父派遣他们从欧洲到美洲或其它洲,大都不预先通知,也几乎都是让他们赤手空拳地去。他们于是到戴格兰那里去;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该要求什么,没有好好地想象他们的需要,也没有想到先该要求什么。戴格兰先看他们一下,如同看卡斯塔尼笃她的弟兄们一样,当时她的妈妈在她弟兄们的口袋里放钱或手帕:或是当他们出发去打仗,妈妈给他们打包行李,装入鞋子和毛衣等物品……戴格兰的慷慨来自她所受的教育,她送的礼物适合别人的需要,并有助于执行任务。她做这一切事时,均有谨慎的谈话和「敏捷」的行动。

    如此若有人被派遣去危险的地区工作,她能使他们脱离开始的那一段暗淡岁月,这也该归功于戴格兰其明知是挥霍而仍慷慨的资助:因此在她视导的时候,各处都高兴地接待她。也因此,在她回国时,他们马上去找她,一定要拜访到她表示感谢,此外,在拜访后还常送些别的礼品。

    在实际帮助每个人方面,有时她也花费了很多钱,设法使人脱离很严重的情况。希瓦诺·盖第利神父说:「年长的人们还记得这件悲惨的往事:由耶稣善牧本堂补助建筑的钟楼失火,有一些人丧生,这钟楼座落在罗马城安东·碧岳路,临近圣保禄孝女会的会院。这次火灾并没有人有过失,但却把责任推到一位保禄会神父的身上,因为他协助建造这座钟楼并负责管理,因此这位神父天天愁容满面。于是戴格兰发挥她的爱心,给了这位神父一笔数目庞大的钱:『我还没有把这事向参议会提出,但我马上把钱给你,因为我们该付出任何代价,为挽救一位神父。」

    但不只如此,她也协助其它需求,有时是很严重的需求。而司铎们为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也投奔她,向她请教,由一些实际问题,到内心的忧苦、到服从上的困难,以及团体生活的问题等,他们为所有的问题去找戴格兰。精通拉丁文、读过神学的男人们仍感到需要去听她纯正的理念和适度的言谈,并知道她能了解他们。她只观察他们的眼神,而在静默和祈祷中,已猜出他们内心的很多事:她是个很会把事情简化的人,他们请教后又恢复了勇气,爽朗地回去。

    会祖的第三任继承人雷纳多·伯利诺总会长神父强调说:「大家都知道,许多保禄会士欠戴格兰的情,因为她对于他们的圣召和使命,在非常重要的关键,适时予以帮助。在某些环境中,她以她做母亲的先见之明,获知上主照顾的大致情形或圣母玛利亚的临在。别的修会中的很多修女,也都在这位年长的会长身上,尤其在特别困难的时候,不只得到为各修会团体极端重要的建议,而且由她几句慈母般温柔的话,就体验到个人决定性的关注。

 

用电影做使徒工作——勇气的考验

    戴格兰修女,由各地旅行回来,曾多次谈到用电影做为福传的工具,她马上向所有的人说明,影响所有的人。从她自己传教的实际观点,随即会想象到电影的用途,并在某些情况下,可为福传工作者,做引入入胜的补助:甚至,在缺少传教士和传教士忙碌的地区,可做为暂时的代用品。

    雅培理神父立刻把电影包括在为传播圣言和伦理,以及公民教育的「最快速和最有效的」方法中。在二十年代,会祖跟议事司铎基艾沙,在阿尔巴,二人曾对这问题讨论了很久,并且圣保禄孝女会会宪中的第二八五条,也给了极明确的指示:「电影产生了极广泛的影响,它把罪恶渗入人心,但它同样也可以推动人面福祉。圣保禄孝女会修女们使用这个极有效的使徒工作方法,去拯救人灵和谋求社会的福祉。」

    一九三六年,教宗碧岳十一世,关于对儿童有害的电影,曾以其惯有的激烈情感加以干预:「面对给孩童如此大的伤害,面对如此多的纯洁心灵就丧失在电影院中,不由得使人想起吾主耶稣对引坏小孩子的人,所给与的可怕处罚。」

    在三十年代设立了罗马电影制片公司,以后改名圣保禄电影制片公司,在「开幕」时,去罗马圣保禄宗徒墓前跪拜一小时,其目的是为制造那些能进入正规电影院的影片。虽然历经万难和不少的反对,但终于能发表一个象征性的成果:制成一部(阿布那·默西亚),表扬古列叶末·马萨亚,他是衣索比亚国加拉人,嘉布遣小兄弟会传教士;这工作的成功当然也少不了戴格兰修女的实际协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一切工作停顿,战后,工作又开始转往另一方向:除了一些影片在主题上,继续战前的趋势外,也开始出版短片和记录片:在这些影片中有不少是做为讲解要理问答之用,因其适合时代又有益处,所以很使人满意。

    在战后最初几年中,戴格兰修女有机会跟圣保禄电影制片公司的导演艾米吕·高得露神父会晤,曾谈到电影与教义结合的可能性及其它有关问题。依纳爵·芭拉修女,当时是导演的重要助手,她如此回忆那时的情形:「我听到了惊人的消息,我记得她跟我兴奋地谈到这事:那时有一件很大的好事该做,就是利用电影,使电影成为一个使徒工作,为此事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应积极地合作。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使徒工作,的确,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使徒工作,是重要的和迫切的……会祖指示必须开始电影制片的工作,这使戴格兰确信这的确是天主的圣意,而且这工作必须完成,不惜任何代价。」

    戴格兰立即执行命令,马上开始工作,并努力工作。圣保禄孝女会修女虽然已负责了许多工作,但她还是安排她们专务电影;如此,在她们中同时栽培出对各部门有经验的修女,做一些地区司铎们的顾问和善会的顾问,而这些地区不幸遇到彼此不肯接受的人。

    另外一位圣保禄会修女玛利·罗莎莉·魏思格修女回忆开始时的情形说:「一九四七年九月,总会长把我叫去,给了我开始用电影传教的责任,并同圣保禄会合作。我们的工作是选择已制成的影片,改制成十六厘米,为本堂区的电影厅使用……同时也负责组织推销十六厘米影片的办事处。之后更负责同圣保禄会合作,试图制作宗教和教育、教理及陶成青少年的影片。总会长常给这项使徒工作加油打气……她鼓励我,并在选择影片方面,给我们建言。她坚定地告诉我们所选的那些影片确实能对传教工作产生效果,并提供人类真正的福祉……她曾多次说:『我们利用一切方法,以更快速的方式和更有效的工具,传布基督的喜讯,并希望更多的人得到这喜讯。」但不只如此。很快地,在制片工作上,也安置了很多的修女参加这项工作:而更在(天主之母)影片的翻译中,修女们参加了安纳女先知的那部份工作。

    随后肩负重责大任的时刻到来:现在决定的不是制造一部影片,而是有五十部教理记录片形成一系列,有如利用图像做成的天主教教义大纲,以特殊的不同主题和活泼的表现,使世界各阶层的人都可以清晰地和有效地了解这些主题。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作,也需要一笔庞大的经费,而唯一且经常要面对的困难就是雅培理神父没有钱。

    所有的计划均由保禄会的男会士们负责,他们本该自己付钱,但是戴格兰修女却不做男、女修会之间的区别。她厌恶自私想法、修会内的不合作态度、这个和那个修会间相互推诿的行为、排他主义和有害引起争端的小事等,都会对很多修会团体制造伤害。对她来说,每一个保禄会的创作——不论是哪一修会完成这工作,都是所有人的创作。在一九五一年,面对五十部记录片的发行,又有很多反抗的声浪攻击雅培理神父,就如四十年前一样,于是戴格兰·梅而珞修女手中拿着钱,走在前面迎敌;她为了这保禄会的事业,也是圣教会的事业,提供了所需总钱数的三分之二,如此,工作方可继续,而记录片才得以实现。为了这五十部电影,戴格兰有如一位有远见的母亲,付出了适时的关怀。

    但这并不是一切,雅培理神父和戴格兰修女因电影的发行,而遭遇到了重大的经济困难。为了解他们两位处于非常艰苦环境中的勇气,要回忆他们初期的工作,曾受到教宗碧岳十二世的副国务卿若翰·曼地尼蒙席的称赞。那时雅培理神父预先委托给这位蒙席五十部各种不同主题的影片,请他转呈给教宗。转呈之后,在一九五三年元月十九日,曼地尼蒙席以教宗的名义给会祖回了一封信,内容有明智的表示但忧喜参半:一方面给予热烈的鼓励:而另一方面,更好说它包容各种忧惧,并令其长期考虑。这个文件颇值得一读:「你们的创作不能不获得圣座热诚及慈父的关怀,圣座非常重视一切为适合青年人的宗教教义的实验。如果把电影的视听应用于宗教课程,可以使这课程如此地活泼、有趣,而适于把孩童及民众的视听能力同永恒的真理结合在一起,那末,宗教教育就无疑地有了不少利益……圣座因此愿意鼓励这当「慎重处理的事业」,确信每一投入的用心,并在教义、艺术、「行政」各方面,实际响应推动的善意。圣座深知你们孝爱的敬意,巡顺您,和您的全修会,同时祝福你们明智付出的杰出及慷慨的福传辛劳。」鼓励和祝福之外,教宗的信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好自为之」。圣座称赞雅培理神父有理想,并对戴格兰表示愿意支持这个理想。

    制作和推销这些记录片之后,证实各方面都进行的非常顺利,雅培理神父立即报告给「上级」知道不再有「忧惧」的情况:而「行政」方面也没有问题。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得到响应,神采奕奕的若翰·曼地尼蒙席向雅培理神父表示庆功,并说:「我特将高兴的消息呈报给教宗,圣座曾提及关于教义影片所有的进步,已在意大利和国外获得大众普遍的肯定:这事业对宗教教育不断提供珍贵的贡献。」宗座的答复文件中,连一个动词也没有使用条件句法,完全是使用直陈句法,因此会祖和戴格兰也可以把这封信归纳成另外四个字:「你们有理」。

 

常准备协助所有的人

    对所有的人,准备去协助——这是戴格兰的主导思想。雅培理神父在她去世后说:「戴格兰直接地或间接地,不但用很多的祈祷,而且以各种形式与圣保禄家族其它各修会合作…….她的伟大胸襟符合耶稣的圣心。她感觉别人的困难,高兴别人的发展,为此塑成她的形象。在她生病的最未期,还怀念别人,为别人祈祷。」

    雷多纳·伯利诺神父为会祖的话加上批注:「在雅培理神父这简短而省略的指示中包括很多事,但还有更多的事没有说出。对于「伟大胸襟」和「感觉、高兴、塑造形象、怀念、祈祷」等话中,我们只有指导的路线,就如一位老师傅留给徒弟们的人像草稿,仅带有轮廓而已。

    在一九四五年,为奉献给「宗徒之后」圣玛利亚的大教堂,按照雅培理神父的承诺,开始了建筑的初期工程。利用这里的洞穴和小丘陵的地形,建筑了地下室和更下面的地下室,使圣堂的地板跟现有的安东·碧岳路的路面同样高,而较亚历山大·塞维罗路,在以前叫做圆洞路为高。在一九四七年祝圣了第一块基石,三年后,这建筑物已有圆顶,和上面带有十字架的小圆顶。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结束教宗碧岳十二世所宣布的圣母年时,完成了祝圣的礼仪和教堂的奉献礼。一九六一年,各项建筑均告竣工。

    戴格兰修女在一九四五年就已经给修女们写信,告知建堂的工作开始,遂即要求全体修女合作,协助这庞大的经费。直到这工程结束,继续催促,提示她们以不同方式资助,并要求生病的修女祈祷:「圣堂对热心工作的人,和对全体专心协助的修女,应建立纪念碑。」

    一九五三年戴格兰继续旅行,从春天到秋天,共有三次。第一次旅行是回到东方,从四月十三日到五月二十二日:往日本、菲律宾和印度。现在视察渐渐成为管理修会的正规活动,但在最初并没有如此做:视察是件重要的事,因为如此保禄会士和保禄会修女感觉到更容易顺从和了解,也有同上级多接触和个人沟通的机会:其它的方法有的是「写信到罗马」,有的是乘来到罗马停留时交谈。

    在第一次旅途中,因飞机补给燃料,在贝鲁特暂停。戴格兰修女曾写信给修女们:「我们在巴勒斯坦过境:女人们的穿著如同圣母玛利亚。」另外一站,是飞往东方的越南。戴格兰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在西贡看见一队军人在飞机上吐口水,使我难堪:或许他们正要前往前线作战。」事实上在越南的确有战争,其一部份由萨兰将军的法国军队所占领(十九世纪由法国占领这地区,当时叫印度支那),而另一部份则由独立军队越盟占领。就在这时,越盟采取攻势,就在因激烈战争而著名的贾莱平原上。

    他们到达了日本。东京的女青年唱的多么好!戴格兰常对东方着迷,更好说:对在东方所遇到的人民着迷。在日本有「很好的青年」,修女们有金钱方面的困难「正如同在罗马一样」,但是对于这个如此有朝气的团体,对于在这些人脸上明显的基督徒的快乐,可以说感到非常得意。(在这里载格兰应发现在自己内心有些喜悦的战栗,而马上去改正自己,她写信给修女们说:「我确定妳们为我祈祷,使我不阻碍天主把圣宠赐给这些修女。」)在这里她使人想起雅培理神父的话:「我们只知道破坏」。一些保禄会修女在东京已开始文化广播的工作,并在大阪、福冈开设书局,在各处得到这民族的爱戴:「保禄会修女和望会生受到众人的欢迎。」

    在菲律宾,圣召的发展很令人鼓舞,并认真地举办「基督导师日」、「福音日」,以激起众人的兴趣。在印度停留期间,雅培理神父生病出疹子。当时他在安拉阿巴德,于是便乘火车回到孟买,这里有戴格兰修女在保禄修会中,可让他休养,并停留在这里,直到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起程回意大利。

    之后不到两个月,七月十三日,两位会长又一起开始另一次长途旅行,直至九月三日,包括在加拿大、美国、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会院视察。保禄会士、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和主徒会修女都照常地热烈欢迎他们。有些问题,如以前一样,等待会祖的一句话来解决;其它问题自然等待戴格兰修女在各种机会中,随着不同的路程和时刻,在所有修女会院中和书局中当面解决。

    最初来到美国的两位修女,当时口袋内带着九十里耳,在美国已经过了二十一年——从罗斯福总统时代到现在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中间经过了一次世界大战。当初拓荒者的事业,现在由于努力,已发展成一些出版、教育和使徒工作的中心。保禄会修女到达麻萨诸塞州的波±顿、到达康涅狄克州的德比(从这里以后去到水牛城),又到达路易西安那州的亚历山大。为厨开活动,她们在纽约寻找一个更大的地方,最后终于停留在斯塔滕岛上,到现在已二十年了。当初来时,必须成为卑微的人、对人无损害的人、不抛头露面的人,为能持久的被容忍在某些教区内;现在则是主教们争相邀请她们,而圣保禄会的修女总是感到人手不足。

    关于这次旅行,缺少完整的描述,但是有两个数据出现在日记和报告书中。第一是雅格·雅培理神父的病,仍是因在印度所患的病和风湿症的痛苦。第二是辗转在病痛的折磨中:在飞机上,受下了长时间的坐姿,要走动、祈祷、念日课。虽然飞机起落颠震,当他能坐一会儿时,就努力勉强写宇。

    他下飞机后,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任务中:从举行弥撒圣祭到讲道、到视察已建立的会院、到亲临现场察看将来建房舍的土地。特别这次视察的目的是为改正每一会院(保禄会、孝女会、主徒会)的安置,并为指示将来遵循的路线。每一保禄家族应有自己的住处,与别会的住处分开,但不分离,是各自独立,保持距离,并为使徒工作的任务,行动一致,如同一个实体,易于合作:每个团体都必须有一中心教堂,好能共同祈祷。

 

会院如制造圣人的工厂

    到各修会去视察的戴格兰修女观察所有的事,并且评估、记录和改正,同时在厨房帮忙,或在书局代替一些修女。她遇到机会就证实:「我们都不是圣人」,这对她来说,并不是责备人。她画出一个为所有修女应遵守的界线,这同时也是一个说服和保证特殊勇气的备忘录。她向在美洲或在每一大陆上的修女说:「妳们在修会里是为成圣。不论物质方面成功或不成功,不论所推销的影片、购买的住处、新的或旧的印刷机如何,妳们都可以成圣……」

    她强调说:「保禄会事业的发展是随天主的安排,不加人为的压力;但个人的圣德是每位修女尽力而为的成果。」这些话使她们见到光明,这些观察为某些修女是一剂不可缺少的强心针,因为有的修女数年来,每天走好几公里,或是做其它工作而没有立即见到成绩,难免有到处白跑的失意感觉。但是她这时说:「面对该做的重大善事,我们发现我们很渺小并看到我们能力的不足。但是有天主与我们同在:『你们别怕,我与你们同在』写在我们所有的圣堂内。勇敢,把我们托给天主吧!我们的会院该是制造圣人的工厂。」

    雅培理神父继续在墨西哥旅行,在这里为六位首批墨西哥修生举行穿道袍仪式,他们是在保禄会中受的教育。八月六日,雅培理神父在古巴做了一次很快速的视察,关于这次在古巴的逗留,只知道会祖受到哈瓦那总主教的欢迎,而数小时后又起程,飞往哥伦比亚。在波哥大,保禄孝女会修女正在做避静,而他必须给她们领一次默想。随后,有机会与每一位保禄会修女、司铎、修士们谈话,他也重视了所有的努力。但是首都的高度(二千六百四十公尺)使他难以忍受,必须依赖戴格兰修女的照顾。尤其在举行弥撒圣祭时,他痛苦难当,但是视察如预定的,继续到各站进行,一直到九月初回到罗马。在重要活动的这一年结束时,十一月又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做了简短的旅行视察。

 

连失败也重要

    在澳大利亚的新会院,是在最新和唯一形式下建立的,以前都是派遣很多修女独自开始,而这次是戴格兰修女本人亲自去做创立人,时间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两位长上正在东方(菲律宾、日本、印度)完成一次旅行,也伴同蓝达·高度琪修女和罗兰佳·贾希默修女到澳洲雪梨的住处。他们到达这里,不像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一样,必须低头,忍气吞声:相反地,这里的枢机主教吉罗义给保禄会这伙人举行欢迎会,并用意大利话发表可爱的演说:而修女团体也第一次款留会祖们做客。最后保禄会修女有了固定的处所,临近保禄会士和主徒会的住所:当时善牧会修女在墨尔本已安居下来,这次是她们先来到的。

    这是一次满意的旅行,在东京戴格兰修女已经见到了一0五位日本籍的保禄孝女会修女,和大约十多位的初学生和望会生。菲律宾藉的修女也有一百位左右,而在印度有三位修女和七位望会生。一切很美好也很悲惨。有说各种语言的人,从更远的角落来响应召唤,也需要为那些肯追随圣保禄的女孩高兴,但不能忘记还有许多人是在离基督很远的地方。戴格兰修女说:「这使人伤心」。但只能这样,用不激烈的战术前进,必须慢慢地把我们的天主介绍给每一个人,从芥菜的种子、从伯利恒的麦秸、从卑贱开始。

    就这样她鼓励澳洲的两位拓荒修女、菲律宾修女、日本修女和令人赞叹的印度修女:为成圣,不重视统计数字,没有成功的人也可以受赏。她说:「很多次,没有成功反而是天主的一个恩惠。重要的是把人世的失败记载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天主的圣意决定使人成圣,人就要接受迟缓的考验,总不可气馁,但要相信天主所准许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此外,对戴格兰来说,一九五五年是导师耶稣的一年,为此要认识、爱慕、效法和祈求吾主。这也是天主圣意的一年,要在生活中效法「导师耶稣翕合祂圣父的意旨。耶稣是道路,要效法祂的榜样,尤其是谦虚和克苦,在十字架苦路上慷既地追随耶稣。」

    她如此武装自己的修女抵抗气馁的攻击,实践那些由她本人记载在自己神修日记中的准则。例如:菲律宾修女请人由意大利用船运来从米兰买来的新裁纸机,在马尼拉港,卸货工人失误把这大箱子掉在海里。蓝达修女把这事写信报告总会长,骂另一位修女是「讨厌的」。她回信说:「妳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她?这连一个小罪也不是。」

    现在她们一起留在澳洲,为建立会院,住在道明会修女那里作客,这些修女们「知道了戴格兰是总会长,就来到她的四周,想知道我们修会很多的事,当时我们的修会还很年轻。我记得有一位修女在惊奇中说:『妳要管理一千名以上的修女?视察一百座以上的会院?小可怜儿!谁知道有多少困难!』总会长就让她说下去,并且不停的带着微笑,而很简单地回答说:『但我不做什么!是天主在做,而我只依靠祂,请妳们为我祈祷。」

    这不是一个谦逊的形式,而是避免没有用的言论,这就是她,戴格兰的本色。关于谦逊方面,在她的信件和个人反省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安详的态度:是谦逊的主题在指挥她生命的交响乐和研讨自己的基本教材。她听和阅读圣书,祈祷和反省,她达到确切领悟的境界,发觉谦逊有如战斗,不是放弃攻打,而是要获取胜利,不是弃械投降,更不是俯首称臣。

    为了成为谦逊的人,需要有勇气,绝对的勇气。戴格兰写信说:「情欲是一种力量,如好好地疏导它,可领我们成圣,正如我很骄傲、满怀嫉妒、猜忌等等。我愿成圣人,成大圣人,所以当我更被压抑时,常使我看出我的可怜。」

    有几位保禄会修女回忆:戴格兰修女在别人第一次见到她时,给人的印象是面容严肃,但具安稳而有节制的态度。但随后,在她眼中的喜悦光芒和她一句可爱的言语,使人认出戴格兰的开朗谦逊超过她的勇敢。她是个能控制情欲的活生生的榜样,这使她在成圣的方向上前进。

    一九五三年九月,在罗马召开全义国修女会总会长会议,设立这机构是为推动所有女修会之间的协调及合作。戴格兰修女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选为「意大利修女社会服务联合会」这部门的主席,这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第一次召集各修女会的首长。她希望从一开始就控制好大会的报告,但她对此不太有信心,认为这「或许是个错误」,邀请她负责圣保禄会以外的事务是她所能顾及到的事务中最末微的事。以后,当她做主席时,在一切事务的处理上,做的效果卓著。

    比方,在当时会议中,针对从事幼儿园老师的修女们所提出的问题,在大会中应决定是否给这些作老师的修女设立一个专修班?应如何去找教课的人?在什么地方?和经费如何筹措等。一位对这问题有经验的修女清楚地说,创办这事业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全体转向做主席的戴格兰修女,她只提出一个问题:男修会很重视这课程吗?对大家肯定的答复,她于是以雅培理神父式的作风决定了:「那么就该组织这个专修班;我们尽可能的去做,上主会帮助我们。」

    依纳爵·芭拉修女,她是第一位继任总会长的修女,她回忆说:「组织了专修班以后,许多的学生来上课,产生了出乎预料的效果。以后也举办了类似的专修班,经过数年后,来上课的修女们都受益匪浅。」

 

在政变的混乱中

    「我在脑海中和心中,怀念着修女们的进步,不论是在宣传圣召的辛劳方面,不论是在使徒事业的工作方面,不论是在修会的良好精神方面,这些都鼓舞了我们美洲的修女。」这是总会长在一系列视察之后,惯用鼓励人的「传单」。这传单写于一九五五年她第二次旅行结束的时候,这次旅行,她偕同会祖和主徒会女会长路济亚·莉琪会母。路程原则上是按习惯在美洲的各会院之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在途中有时改变行程,也有时做突然的视察。在去的时候,先在伦敦稍做停留,为去看由保禄孝女会修女和罗莎莉·魏思格修女所刚建好的会院。这里的使徒工作进展快速,因为所要的推销已经早有了,是由伦敦的保禄会士和美国的保禄会士所印的。在此停留期间,雅培理神父曾有所指示,是关于安排各会院,形成「保禄城堡」的计划。这城堡将出现在蓝格里郊区,离伦敦下远。

    在纽约,总会长召叫了十八位望会生,这是「在美洲从未见过的事!」此外,在波士顿的初学院正在竣工中,并准备趁此机会向太平洋沿岸发展:在加州的圣地亚哥建立一处会院。

    在加拿大和哥伦比亚,会院现在都不够用,需要扩大。在哥伦比亚不易找到圣召,「在阿根廷,修女们度过了一段恐怖的日子,但是没有受到很多的惊扰。」戴格兰在这里正好碰上阿根廷海运所领导的军事政变,在一九五五年九月,经数日冲突之后,推翻了独裁者胡安·多明戈·庇隆。戴格兰继续说:「(基督徒家庭)周刊已达到十一万二千份,也是在庇隆迫害时,唯一没有被取缔的天主教刊物。一切都为了使那些可爱的修女常更有救灵的心火热爱自己的圣召。」

    在这次行程中,雅培理神父在古巴有段新的记录。他们这次在哈瓦那机场,公开受到新闻记者、摄影及电视访问,并会晤了雅迪加·贝当谷枢机主教,受到欢迎和感谢,并为已居住在岛上的保禄会土要求援军。凡是愿做新事的人,会祖都予以肯定答复:哪里若没人想做,他自己就做,主徒会会母路济亚·莉琪修女如此记载着:「可敬的会祖神父,如日常一样,祈祷和工作时间很多,休息很少,而健康也不太好。不论他经过哪里,都激起新的活力和创意,把已存在的加以发展。」

    在某些国家也要求从事文化事业的修女,戴格兰修女说:「古巴和委内瑞拉两国都等候圣保禄会修女,但哪里去找修女呢?」他们要求修女,坚持要求。这时卡斯塔尼笃的德兰·梅而珞和她的女孩于们,同神学家雅神父一起,他们的革命获得了胜利。当年的阿尔巴居民对她们不信任,使她们隐匿不敢露面,曾在「妇女工作室」学习缝纫,因为怕某位堂区神父,某位诵经员或某位圣堂管理员的不了解,她们半秘密地引退在苏沙。但现在,有枢机主教们迎接她们莅临,庆祝她们的来到,并且还有其它枢机主教们,正等待她们去工作。

    戴格兰修女,当年在更衣所内开始参加雅培理神父的行伍,在这更衣所内曾很悲伤地怀念失去的恩师神学家基艾沙,在这里也曾得到合法及端庄喜悦的象征,而今天,在四十年之后,她能达到如此风光的地步,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她因读书不多,只能做裁缝师:也因健康欠佳,没有被高道伦可修女院收留做修女。

    但是想过去的这些事,可以说是浪费时间,就如会祖所说:犯相反神贫的罪。她在很久以前就在想,对于赏心悦目的事,不需要拒绝,只须注意时间是否适合就够了,这时间是在死亡后一瞬间开始。在以前呢?不,不可以在死亡以前。从所见所闻的最美好的事物中,应记取教训,做为其它事物的借镜,而后说:「我学会了……」。

    戴格兰在一九五五年的旅行美洲中学到了:「在所有的圣保禄修女院和在所有国家,我发现了很多热诚的表现,对使徒工作的各项创举有很大的心火,和长上们及修会也能密切的团结。来自罗马的安排,为她们等于是福音上的话,并且全体修女对各项的进步,充满诚恳的希望。她们相信与罗马结合就会带来团结及修会中的和平,并有助于修会事业的发展。我学会很多美好的事,为此我感谢天上的导师耶稣、宗徒之后及我们的主保圣保禄宗徒。」

 

没有修女退避

    在这次旅行中,戴格兰心中曾想到圣保禄孝女会两个典型的出版创作。一个是教理杂志(道路、真理和生命),在一九五二年出版(与主徒会修女们的(基督内和教会内的生命)杂志同一年创办)。另一个就是当时正在努力试办的杂志,由修女们负责:把基督化的灵感生命赋给一个现代女性杂志,而特别是以女青年为对象。当她起程周游美洲时,还没有决定这杂志的名称。这杂志以后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出刊,用(这样)为名称。经过十一年,直到一九六六年,这杂志在天主教国际印刷品中,扮演了有才智和有个性的角色。

    戴格兰专心于这事业,只看她连在旅行中还操心这事,就明白了。九月十二日,在飞往巴黎的途中,匆忙地写信嘱咐:「……新杂志该诞生。向圣母好好做一个九日敬礼……为使这杂志美好,并造福人群,并且也要快速发展,因为现在必须与新时代并驾齐驱。」第二天,她又说:「我把新杂志托付给大家,它非常使我挂念,它应对青年人有很大好处……大家都该关心,这是全体的事。」

    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她以广泛和坚持的态度,重提这个问题,指出它的重要性,因为面对的是特殊的创作,所以决定要修会集体赞助。她说新杂志这时应有一个「好好祈祷的准备」,有如保禄会的每一件工作。随后又提醒说:「发行这杂志不要像一个重担似的压在肩上,而应以兴奋的心情来接受。会祖曾说过,这种杂志会对修会有很大的好处:它将是吸引圣召的方法,并指导人进修。」以后,如何发行一个刊物而不花钱登广告呢?请看:「已经有人在我们中间谈论这杂志,在书局谈论它,在宣传中也如此。我们必须研讨一切推销的方法,用一切技巧使这杂志能进入中学、大专院校,进入本堂区……」。但尤其「没有人退避、推辞说:这跟我没关系,我正忙着电影工作,我在做修院的工作……我们大家都该关心……我跟妳们联合在一起,在我所去的会院,我都谈论这杂志,并请妳们祈祷,妳们要开朗乐观。」

    戴格兰修女在旅途中,得知(道路、真理和生命)杂志在意大利发行顺利,感到很高兴,就在巴黎和加拿大发行法文版,在拉丁美洲发行西班牙文版,不久将为巴西有葡萄牙文版。

    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下旬,戴格兰做了独自一人的短期旅行。此次有两个地方的视察:一个是在大不列颠的修女,而另一个是在马德里才住不久的修女,她们在西班牙的人数日渐增加。会祖在这里为了将来的发展,研究设立一个长久性会院的可能。在这年的年终,戴格兰和她的参议们,为修会生命的基本大事开始工作:召集修会的总会议,这是圣保禄孝女会有史以来第一个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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