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高兴呀，我现在能在耶稣世上代表的面前。（教宗身材修长、清瘦；像我们那位年轻时的本堂区主任)」——戴格兰修女给家人写的信中描述她第一次觐见碧岳十二世巴柴里的情形，当时是一九四0年五月七日，正遇上在二十世纪去世的第一位圣女列品的庆典，这位圣女是义国路加地方的人，名叫简曼·卡尔卡尼。这位圣女是神秘学经验的发起人，在实验主义流行而占优势的时代，这神秘学曾动摇信徒和不可知论者，并引起激烈的争论。在朝圣团中有一位修女，她是简曼·卡尔卡尼会母，也是圣摘简曼修女会的创始人，她同圣简曼很亲近，也愿戴格兰修女同她一起去觐见教宗：戴格兰在教宗面前很适意，如同在家中一样。她给家人的信中继续说：「所有的朝圣团、那些卫兵和在大厅中遇见的蒙席们，还有教宗，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要记住这个日期：一九四0年五月七日，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以后还有苏联)侵入波兰，法国和英国反抗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也加入战场。意大利本来是与德国人结盟，暂时还没有卷入战争，有如「非交战国」，但好景不常，意大利人只享受了三十四天的和平。就在戴格兰修女在梵帝冈访问的那一天，另一个最小的期望也落空了：法国总理雷诺·保禄，曾向义国政府提出谈判，为避免两国之间的冲突：但由罗马接到的答复是「不」，于是六月十日意大利也加入战争。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中，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已经收到她们总会长突然而明确的指示——一封传阅信件中给了三点安排：第一，保持镇静并依恃上主：第二，大家留守在自己岗位，尽可能继续使徒工作；第三，为和平祈祷。
意大利也在作战，有另外一封传阅信件（一九四0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提示各地的圣保禄修女们，由于战争的现状要求她们牺牲，这牺牲基本上已经包括在她们的神贫圣愿中，所以更有理由忠心地遵守。事实上她是另外向全体提出一个要求：这是在衣服和房内设备方面该做严格节约的时刻，因为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营养为了工作：并且这也是向所有为战争受苦的人表示友爱互助的时刻。传阅信件继续说：「在这补赎和大众受苦的时代，我们也必须参与，并奉献一些牺牲，这正是为我们更有价值的事……我们踊跃分享这世界上苦痛。」
「妳们要坚守妳们的岗位。」这是会祖雅培理神父给圣保禄会全体的命令，不论男会士和修女，不论司铎和修士，也不拘在什么地方，都该听从。他们中很多人收到这命令，有些人却没有收到，因为跟总会院的联络已经中断，但是所有的男会上及修女都遵从这命令。这是圣保禄各修会家庭全体打赢的一场最漂亮的胜仗。
全体恪守自己岗位，首先是留在波兰的会士开始受攻击，因为波兰是第一个遭到侵略的国家：达池修·拉维纳神父为了坚守岗位，立即遭到拘捕，由占领的共产党强迫他「劳改」。印度，那时还在英国统治之下，开始与义国作战，逮捕了雅风索·费来罗神父，指控他是间谍：在澄清事实之前，已被监禁好几个月，当时他被关在孟买的监狱里，鲁弗里修士也是如此，以后更把他们视为「敌国的人民」，关入集中营。
在法国的里昂附近，圣保禄孝女会修女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便一直平安地在那里工作。战争开始，义国领事馆建议她们回国，但是她们仍然停留在那里。
在菲律宾，保禄会修女逃离了中国地区的风暴后，恢复了体力，慢慢学习语言，也开始传教。她们在八打雁省的利巴，现在已有了住处，并在每一个小城镇和乡村工作。后来日军侵入，把利巴城轰炸成瓦砾，甚至把修女们放满福音和教理书的房间摧毁。就从那时起，圣保禄会修女们真正完全地变成了菲律宾人：在战争期间，成年累月地，挨饿、受惊、逃亡，同菲律宾人一样。
有些可歌可泣的榜样，例如圣保禄会的会士和修女曾历经本世纪以来最大的动乱，他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生活在痛苦中，有谁知道多少次圣保禄会的人曾亲自体验到他们更相似被迫害的圣保禄宗徒。这位宗徒在致格林多后书中，回忆他所受的考验，逐条指出：「多次行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由同族来的危险、由外邦人来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里的危险、假兄弟中的危险，劳碌辛苦，屡不得眠，忍饥受渴，屡不得食，忍受寒冷，赤身裸体……」（格后十一26-27)
在大战后，圣保禄会所有的男会士及修女，都安然无恙，现在看见他们又出现，的确如同亲自见到一个奇迹：收到的信、从收音机听到的好消息、第一批会士来到了罗马……但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死里逃生：是保禄会这次集体的和团结的考验；是这次在更复杂的环境中、迫害中、诱惑中的执着而能屹立不摇。如此，在战事消声匿迹之后，总会院从世界各地得到的报告是所有会院完全恢复工作，各会院在庆祝中，没有浪费时间，并且还「向前迈进」，就如会祖所指示的。
宗徒之后圣殿
雅培理神父在大战期间，保持着他那无懈可击的镇静，这是由于他的遗传个性使然；但有时他也用他特殊的法则，为圣保禄会的未来，阐解大战的事故，并揭示预兆和正确的意义。一九四0年十二月他写给保禄会成员的一封信上说：「更美好的事业多次产生和发展在历史中最艰难的时代。这是一个事实的体验，可回答某些在目前痛苦中失去勇气的人的询问：谁能给这时代这么多的灾难?」
雅培理神父还决定了更大的事。在大战期间，忽然有一天，他许了一个愿——或只是一个许诺?在这里，编史者因分不清雅培理的特殊语法而困惑——总之，他履行承诺，在和平恢复后，在罗马圣保禄男女总会院附近，建筑一座宏伟的圣母大殿，献给圣母，取名「宗徒之后」，它将是保禄会城堡的心脏。
说实在的，雅培理神父多年以前早就有这构想。但在大战期间，如若瑟·巴倍罗神父所写的：「这计划因战争而延期，反使他把规定的限期更加提前，同时工作更加努力：他，坚决地如此做，是因为还有更有力的理由：会祖雅格·雅培理所许的愿，是以分布在世界各地工作的全体保禄会成员的名义。」
对于建堂这项工程，圣保禄会的修女们常在戴格兰修女的催促下，做了长久、辛劳和最重要的贡献。这时，戴格兰在保禄会中工作，也在会院以外，日复一日地，从事她自己本人的战争。没有军事公报，也没有伤亡的牺牲，她的战争是一个不停的奋斗——在一切表现和结果中，为减除大战的牺牲，使人脱离由子弹、炸弹所造成的饥饿和失望。就如雅培理神父在一封信中所说的，在圣保禄孝女会第一导师的「最美好工作」，有些正可记录在大战期间的历史中。
收留本笃会修女
数百位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分布在意大利，还有更多的修女分布在全球各地。在国外的修女中，有的生活在远离战争的国家，有的却生活在战争中，如上面已经陈述过的。在意大利，各地很快变成了「战区」，变成了会被轰炸的前线。在贾亚利的修女院也成了前线遭到轰炸，并被炸成半毁，修女们在楼梯顶挤成一团，上面露天，下面是一片瓦砾，非常危险。罗马总会院和其四周也成了前线，所幸在这些丘陵地带有一些山洞，为躲空袭的人，十分珍贵。
在前线各处，戴格兰修女不停地工作着，她有做领袖的镇静，也能使别人镇静。她以她的直觉立刻分辨在那混乱的人海中，哪些是迫切先该做的事和后做的事，哪些是更重要的和更有益该做的事。她用口信和用信函（她的通讯有时该绕过全球，因战争的缘故，很多国家禁止通信)，用电话或用带去的讯息，向她的「军队」指示主要的两点：第一，不可忽略任何安全的规定：第二，不必怕任何事和任何人。
她不只一次向全体修女发布命令，她一天又一天地用自己的态度，用自己的一切行为，加强这命令。她在黑夜有很多次跑到防空洞躲空袭，若瑟·季里修生有一次观察到戴格兰的表现，这位修生后来做了（基督徒家庭)周刊的主编。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心慌意乱，当时她安稳、镇静，由她的精神和作风，常可以看出来，在她心中有一个更高的主使者而不是她本人在计画。我不知道栽格兰修女是否读过很多书，但我对她的印象是我认为她是个特别单纯的女人，是个有智慧的女人。」
她单纯，也使人单纯。战争期间，遭遇一切不幸，很可能使人垂头丧气，意志消沉，放弃每日的敬业精神，并且连看到人都感到厌烦：而戴格兰并没有这种想法，她早已有很好的心理准备，并预防这种现象。所有的修女都知道继续推动使徒事业，并能适应当地的逆境，能随时使用新方法：并且是出于自愿，绝对出于自愿。
如此，戴格兰修女的传阅信件在战时寄往各地，她希望各会院安定，并劝勉不要退步，大致跟和平时相同。她大力催促寻求圣召，同雅培理神父的论调一致，她已想到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所以当她后来再次到全球旅行视导时，已有了很多新的和准备好的生力军。
所以，绝不可以用战争做为推辞的借口，戴格兰因此想到向基督徒、向献身于主的修女要求。是的，按照戴格兰的严格教育法，在这时代，她要求的很多：在一封传阅信件中，她甚至要求对家庭中的不幸要节制情绪：「有时不停地哭、抱怨，这都不好，这不像个修女．谈到痛苦，我愿我们大家更多反省一下，面对这时代，很多人，很多家庭，所受的那么多的苦痛，而我们该忍受的苦简直不算是苦。「她希望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更要做些慰问他们家庭的工作——「他们需要鼓励」。另外一封传阅信件邀请修女们「更常写信给有儿子当兵的父母：给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兄弟们，期望能每十五天写一封信。这些信用来鼓舞士气、顺从天意、增加信德的精神。」
一九四一年三月九日，她父亲梅而珞安德肋在卡斯塔尼笃去世，她本人不能亲自去安慰她的母亲。更迟一些，在九月，去阿尔巴暂住的时候，才与母亲会晤。她很高兴妈妈去巴洛劳，安居在她弟弟柯斯埋·良神父的本堂区内。
在罗马，戴格兰也有一些她的匿名「秘密」穷人，他们有饥饿而不敢说出来。比方，有三位贵族家庭的妇女，向众人隐瞒她们的贫苦，只有向戴格兰求助。她不声不响地把救济品送到，这使三位女士感到安慰，而她也满心欢喜。一位修女回忆说：「她一边准备着包裹，一边低声地唱着。」
在其它前线，人们也等待圣保禄孝女会的总会长。比方，一九四四年，维内笃的一个疗养院，那里有一位保禄会修女患有结核病，将不久人世，而她最后的几天，生活在失望中，于是戴格兰起身往疗养院去，而不顾被感染的危险。纳匝来娜·莫兰多修女记述说：戴格兰「亲自去疗养院找这位修女，如母亲般与她谈话，她知道该做什么，并且特别强调信德，这又恢复了这位修女的信心……在长久与「妈妈」交谈之后，她完全变了……不再有即将死亡的恐惧，甚至安详地准备死亡，就算是天主的圣意要她立即死去，她也不怕。」
古老时代，在有证据的叙述中，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和很长久的战争：不幸的人遭遇同样的痛苦，前去敲慷慨好施者的门。这让人回想起圣本笃时代，哥德人同拜占庭人彼此作战的时代，有许多人牺牲了：饥饿的人、逃到森林中和山洞中避难的人，那些人在如此多灾多难之后，失去了理智……现在，十四个世纪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人去敲戴格兰修女的门，他们遭到同样的不幸，也有同样的需求。
一九四三年九月以后，因意大利军队战败，德国占领义国和游击队，所以有许多需要协助的人，而且还要更秘密的进行，这些人中有游击队员，有被迫害的人，有逃亡的战俘和被轰炸而无住处的家庭。这是一个由各种需求的人所组成的世界，在其中当然还有投机份子。但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奉命把东西分给所有的人，不必判断谁是谁非，也不必详加调查；她们以圣保禄宗徒的精神，实行了爱德「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格前十三7)
一九四三年英美联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反攻，在德国军队抵抗期间，意大利半岛的战况开始「升高」。战争终于使人知道它的可怕，它就像压路机一样，由南到北，把整个义国压碎。
在蒙地卡西诺山顶上，隐修会院长迪雅马莱有了一个预感：在那年十月，建议本笃会修女为了明智起见，要离开她们的隐修院，当时男会士仍然留在古老的会院中，那些修女不知去何处，就奔向罗马，在一个晚上赶到罗马城外的圣保禄隐修院，但那里没有空位。于是询问圣保禄孝女会：能否在她们的总会院至少收留一部份隐修会的修女?当时共有二十八位修女，以及瘫痪的院长。戴格兰修女一口答应说：「请她们都来吧。」
以后这些修女停留在圣保禄孝女会那里，不是住几天，而是几乎住了一年。她们一来到，立即陪她们去吃饭，她们在圣保禄修女中，认不出来谁是总会长，因为她同别的修女们正一起收拾用过的盘子，送到厨房去。除了供给饮食外，她们收到过冬的衣服，而且戴格兰修女本人亲自去巡视，希望每一位修女能有一件毛织的内衣，甚至棉织的内衣。她尽量设法使她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恢复隐修院中习惯的日常作息次序，按她们的会宪，举行宗教仪式。她也要求圣保禄孝女会修女用表演和庆祝会使她们开心：「本笃会修女常该保持愉快的心情，使她们忘记现在远离会院的乡愁。」
一九四四年二月，曾发生使戴格兰感触很深的事，那就是传来了使隐修女们更为惊愕的消息：她们已没有会院了，蒙地卡西诺已被炸毁。一九四四年八月，罗马光复后三个月，联军指挥部给本笃会修女一座在罗兰第那街上的别墅。保禄会修女欢送她们，陪伴她们到新住处，并继续给她们送生活的必需口、圣堂用品、家具和厨房炊具。在数年之后，她们终于重回隐修院。有一位本笃会修女回忆说，当时戴格兰修女「用自己的汽车送瘫痪的院长回修院，她给我们的协助实在很重要也很多，有十六辆大卡车的东西运回卡西诺。」
尤其因为隐修女们的接近戴格兰修女和受到了她善表的影响，她们回去后又振作起精神。许多修女还记得当时躲避轰炸，在防空洞中长时间的等待，并记得戴格兰跑上跑下的稳健步伐。她的司机若瑟芬·巴莱特修女提起当年情形时说：「在大战期间，我甚至惊奇戴格兰的英勇。在避难所里，我们曾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熬过，我们看见她在我们当中经过，好像『蜘蛛在蜘蛛网上一样』，只要瞧一眼她边走边祈祷的样子，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勇气。我记得她多次向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们做好一切的预防，把我们托付给天主，以后我们就可安心了』会祖在她去世后曾说：将来找不到一个女人可以像她一样。」
「会祖说……」对她来说，常是天主的圣意，但有时雅神父的表达像带着雷声和闪电，这时就会看见戴格兰「满脸通红地跑到小圣堂里」，有几次连本笃会的修女也看见过。但她们发现她坦诚地检讨自己，并公开地说：「请妳们帮助我祈祷，使我能欢喜地服从……」在她心中，意志就是服从，但是那强悍的个性，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是不会反抗和咆哮。
现在我们谈到戴格兰的责任：由于雅培理神父任命她为总会长，她深深了解该向他负责。但她也感到该最勇敢地向天主和向圣保禄孝女会修女们负责，因为自己的一道命令，修女们就去到天涯海角，不管战争或和平，不论健康或生病，都留在那里，为这一切她更感到压力重大，一切更使她伤神。此外，不必说，她的健康常很脆弱，战争后她还感觉到在战争的几年中，所受到的过度操劳和忧虑的后遗症。她希望恢复健康，于是就在一九四五年到阿尔巴城住一段时间。
八月，雅培理神父给她写信说：「善良的总会长，修女们说妳的健康情形好转；为此我很感谢天主，也因妳对修女们，特别为在罗马的修女们所做的好事，感谢天主。」随后又另外谈到铁洞街的会院要扩建，也谈到各会院修女们身体衰弱的问题（「所有生病的修女至少需要一年的伙食费和充分的休养，过去她们都吃了很多的苦!」)并且在最后，谈到在罗马要兴建大教堂，为光荣宗徒之后。
在十一月，戴格兰还忍受着病痛，在一封传阅信件中向修女们表示：「最近我设法回答妳们的信，但因为健康的关系，我无法使妳们完全满意。」她在早上及中午该多休息一会儿，是医生这样提醒，而她也认真地遵从。年底前，她希望能恢复体力，因为她要做一次新的旅行访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旅行，有雅培理神父同行。
这次雅神父和戴格兰两位一起同行，也是全圣教会承认圣保禄孝女会的会宪后，他们以该会负责人身分第一次的出国旅行访问。事实上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曰，教宗碧岳十二世签署了「赞扬法令」，授与圣保禄孝女会第一个宗座的承认，并批准会宪进行七年的实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又给圣保禄孝女会颁发了同样的「晋级」上谕：「赞扬法令」和对会宪的第一次「肯定」。等待了多年，现在迈进了一大步，如今终于到达目的，这该感谢阿尔巴的主教葛拉希的协助。
由北美洲飞往南美洲
在离别很多年之后，又见到美洲的修女们。这些年来，她们没有居住在战争地区，而她们以一特殊的慷慨，尽可能的协助了总会院：她们寄钱、寄衣服、食粮和要加工的纺织材料，而戴格兰修女并且用心地使用这些协助的物资。但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信件很难到达，或者迟到，或者不断地遗失，于是只有间接转寄：「我写信给妳，是为了使妳再转告给别人知道……」就如戴格兰修女给在拉丁美洲的圣保禄孝女会修女们的几封信中所描述的，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情形。信中不是互通消息，而是以这种冒险的通讯，讨论管理远方的修会团体，遵守会宪，就如在平时一样，因为一个修会至少不能退步落后。她谈到宣发圣愿的事，谈到应准许女青年进入初学院的事。
一封在一九四二年元月寄给阿根廷的碧瑾修女的信中说：「希望妳能收到我最后的几封信，在妳最后来信的那天，我又写了另外两封信。为宣发圣愿和入初学院的事，妳办的都很好。我们收到五位女青年可以入会的报告，她们现在已经入会了……不久前，（阿根廷)弗里达的修女要求我们寄一份会宪的副本，为送给她们的主教。我无法寄去，难道妳们没有一份副本……我很高兴听到又开始印（基督徒家庭)周刊……这里的（基督徒家庭)周刊已发行八万份……」一九四二年八月她写信说：「这段时期很苦闷，因为不能有相互关怀的消息。愿承行天主的圣意。好像已有一年没有收到巴西的信息，我先试一试要她们给妳写信，希望妳那里能收到……．」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写信说：「有人告诉我说，妳病的很重，现在怎么样啦?关于救济物资，请妳放心，现在有了保辣修女协助我们。我们曾遗失了很多的衣服，但现在大家都不需要了，所以不必再寄东西来。从圣保罗寄包裹给我们，似乎要两个月时间，包裹停放在拿波里，还没有希望能收到。若不把东西托人带来，最好不要用寄的。请妳们尽可能为义大利寻找慈善救济，因为我们有很多人需要协助。现在我们可爱的祖国有那么多灾难，很令人痛心!」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终于又做了次旅行访问，这是一次真正的保禄会结伙的旅行：有雅培理神父同三位司铎，有戴格兰修女同保辣·高得露修女及三位修女，还有从美国回来的包拉诺神父。这群人登上「安德·葛地」号轮船，在一九四六年元月十一日到达纽约。会祖和戴格兰修女继续访问行程，并按需要，有时同行，有时分开。二月九日王四月四日在巴西和阿根廷乘飞机旅行，这是戴格兰修女第一次乘飞机。最后她又回到纽约，并由此地乘「火神」号轮船起程回意大利，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拿波里下船。
「一九四六年为全会的修女是进步的一年。我期望在我回来时，我将发现所有的修女更好，更有圣德。」这是戴格兰在海上旅行中，给修女们写的信。现在全球比以前有更多的事要做：为做事，首先必须先有人，其它一切——生产的方法、推销的技术和组织的才干等，绝对要放在以后再谈。
戴格兰修女在美国对于那具有多元化技术和文化的广大土地，又重新感到莫大的兴趣。她觉得在西方世界中，美国这个国家更具有吸引力，也正向保禄会挑战：这比雅培理神父所启发的一些事，和他在适当时机所参与的一些事，更能使她信服，因为她亲身体验到了。雅神父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写信说：「越是多去各地旅行，就越了解我们使徒工作范围的广阔。必须每天感谢上主，因为祂召叫了我们进入如此适合这时代的修会，我们感到合理的骄傲。」在圣保禄归化庆节那天（元月二十五日)，不能不宣布她的一个发现：「就是使我们高兴地看出美国那里的修女是如何地热爱圣保禄宗徒。她们超过我们!」
这些在船只渡口的修女，背着装满书籍的袋子，每天从斯塔滕岛坐船到陆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当义国和美国爆发战争的时期，她们发现跟义国的通讯中断，就在同时，她们面对一个新的使命：援助战争中被俘的意大利人。
成千上万的俘虏来到大西洋彼岸，很惊奇能遇到这些意大利修女。这些修女给他们找到了一块狭小的安身之处，她们有着戴格兰修女的作风。戴格兰也同时在罗马收容了一些人、一些家庭和一些团体，有的是几小时，有的是几个月。这里也有一些奇恩：就是使每一个俘虏感觉在自己家里一样——「使饥饿的人坐在柔软的草地上」。如果向美国所俘虏的意大利人谈食物，他们不一定感到饥饿，但意大利是他们所需要的，在一住处内每个人所一致渴望的就是祖国意大利。
圣保禄孝女会修女知道给他们制造这种环境：设法给他们请神父在主日举行弥撒圣祭、组织聚餐会、邀请居住在美国的亲友来访问、发动写慰问信和分发大约十万本宗教书籍。戴格兰修女对这些修女感到骄傲，惊叹她们对圣保禄使徒所选定的工作，并且在给其它修女们写信时，重提到这事：「我们在意大利的修女们该感到有一些不好意思，因为还没有把足够的人灵送给圣保禄，表示对他的虔敬。」
以后戴格兰修女同雅培理神父飞往南美洲，随即来到巴西的修女们那里。她曾在圣保罗市的修女那里，和在阿雷格港的修女那里作客，见到了在一九三一年以前来到这里做先锋的熟面孔。在战乱中，时空好像很久远，当时有些修女陷于危机中，使戴格兰很关心。她们中间虽隔着大西洋，但她用信件领导她们，度过了种种的困难。
戴格兰修女以某种方式继续亲自管理修女们，在这些年内，有新的发展，也都历经了艰辛的过程。而现在修女们可以给戴格兰修女展示所购买的土地和土地上面的建筑物、新的印刷机，和四层大厦的设计，这大厦即将在一九四七年开工。
她随后见到一些新面孔，全是巴西人对传播天主圣言所做的奉献。戴格兰在传阅信件中说：「有十五位年长的望会生，和同样多的年幼的望会生。」一九四0年开始初学院，并在数年内，罗马将见到第一批巴西修女来读神学课程，而现在就有一位巴西修女同戴格兰一起动身去意大利。
这次到最前线的视导，使戴格兰有写信的灵感，她有时是用圣歌为感谢修女们所做的事和为感谢新来修女的承诺，她们很年轻、活泼，而自动自发的态度也表现得「可圈可点」。在她访问过的「每一个地方，和不拘同谁谈话，常更了解我们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是天主特别喜爱的，第一是借着做修女的伟大恩惠：第二是借着给了我们这个以出版事业做为神圣使徒的工作。」
在视察阿根廷时，她发现初学院全部在工作，这初学院是在一九四。年依法成立，其目标是为陶成修女们的活力。修女们以后又设立了两处分院，其中一个是玫瑰会院，已在一九三六年开始工作。教区主教安东·葛加诺（后来升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枢机主教)非常帮助她们，也正是这位主教设计了使她们快速认识教区的方式：提示她们一步一步地随从教区内牧灵访问的行程。保禄会在圣菲的分院，于一九四0年成立，起初居住方面实在不方便，因为会院狭小而又距离市中心太远，但在一九五0年，会院迁到了市内。
戴格兰在这次旅行访问之后，身体方面好像觉得舒适不少。现在是增加到三百六十度的时刻，已不能再等待：「我们的使徒工作要求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因此也需要为数更多的修女。」于是戴格兰写了一封很长的传阅信件，关于要完成的圣召工作，和关于选择修女的标准，都提出很详细的规定：「收录望会生是为一个如此特殊的使徒工作，妳们不要怕为了选择更好的反而缺乏圣召，选择优秀人材完全是为修会的利益，使人对修会更加尊重，也是为吸引最佳人选的一个方法。」
自从戴格兰在一九四五年夏季在阿尔巴小住休养之后，就不愿增加她母亲的挂念。这次她去美国旅行，也没有预先告知母亲，她知道母亲会为她的健康担心。之后为使她母亲安心，她信上说：「我做了一次旅行，直到美洲……我很好，这次旅行不但没有使我劳累，反而使我健康……那么妳呢?妳去投票了吗?」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星期天，意大利选举立宪国会，并决定君主或民主政体的全民投票；在罗马，全体保禄会修女都去投票，由戴格兰领队，在投票所前大排长龙。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她还给妈妈写了一封信祝贺圣诞节，并嘱咐注意季节的气候：「我们现在是冬季，小心别着凉，不要做不明智的事。亲爱的妈妈，我常为妳祈祷，而且每天怀念妳。」这大概是给她母亲的最后一封信。几个星期后，她母亲于一九四七年元月十八日去世，享年八十岁。
一九三一年十月的某一天，一个失去母亲的小女孩，小手牵着父亲的手，走在苏沙镇的街道上。她父亲愿意把女孩托付给那群经营印刷厂的女青年，因为他相信她们会组织一个学校或一个幼儿园。他们正巧遇见了梅而珞·德兰，当时约二十八岁，她曾顾虑到没有地方收留小女孩，但是德兰也想到如果舍弃那小女孩，谁知道她将来会怎么样?总之，还是收留了她，并且把她看成自己的女儿、妹妹、学生。
这个九岁的小女孩名叫伊瑞妮·孔悌，当时还不知道那在苏沙街道上的脚步将把她带到远方，很远的地方，就是那年一九三二年十月曾牵着她手的德兰，准她穿上圣保禄孝女会的会衣，并且派遣她去日本。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伊瑞妮·孔悌修女和本会的柏弥拉·伯尔纳第尼及劳伦德，在教宗碧岳十二世前，向教宗说：「圣父，我们要起程往日本去，但我们不会日本话，我们什么都不懂……」碧岳十二世常带着微笑降福她们，并多次降福这次冒险中所遇到的一切，而尤其强调：「为妳们的内修生活，我降福妳们，内修生活……」这好像是戴格兰修女向她们说话：她不是教宗，但是她所说的正跟教宗所说的是同样的事。戴格兰告诉她们在精神生活上常该有进展，教导她们做个有内修生活的人，因为没有内修生活，一个圣保禄孝女一定不会有任何成就。
所以，我们再谈日本。雅培理神父虽已尽可能地预先加强对美洲保禄会会院的开注，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东方。保禄·马切理诺神父去了日本十二年后，得到「准许」回到罗马，他在总会院和在罗马，在默想中谈到日本这个国家，几乎深爱上了那里的一切。但是要到达日本很不简单，四位保禄孝女会修女，好像克里斯多福·哥伦布一样，本来为寻找东方，却出现在西方。她们从意大利先到达纽约，并在此停留九个月，在一九四八年元月，由美国东部到达旧金山，在此上船往菲律宾。而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在横滨下船，有保禄·马切理诺神父迎接，并已准备好了一切，包括一幢在东京的日本式房子。两个住在东京的女孩立即开始教她们如何生活起居，如何接待应对，如何生活在这家里。
这正是戴格兰修女常常教诲的:高兴地习惯其它民族的各种风俗，尊重他们的传统，深入研究他们的文化，就如圣保禄宗徒一生所做的。伊瑞妮修女回忆说：那时，在日本「很贫穷，并缺少谋生方法。最初的圣召是那些穷苦人家的女孩，但戴格兰修女热切地劝告我们要收留她们，协助她们，并给她们必需品，她说，因为贫穷不该是接受圣召的阻碍。」
这时戴格兰在意大利巡视圣保禄孝女会的会院，主要着眼在圣召方面，在这段时间，戴格兰和会祖继续一致努力寻求新生力军。像圣保禄会这样的团体，现在有教会批准的特殊的目标，因此绝对需要在修女数目上增加，不该让这战后复兴的时刻在怠惰中虚度。当然，圣召是上主所赐的恩惠，但也需要用邀请、指示和陶成与天主合作，首先就是必须使人发觉圣召的存在。戴格兰的汽车司机若瑟芬·巴莱特修女回忆说：「在旅途中，我们走遍乡间的小村庄和房舍的广大地区，屡次询问『谁知道是否有保禄孝女会修女曾来到这里，给这些人带来天主的圣言!我们祈祷吧!』便立即为那些人和为圣召做些简短的祷告。」
为巴米罗·陶里亚蒂祈祷
一九四八年七月中旬，在从一个保禄会的会院到另一个会院的旅途中，戴格兰的汽车停在皮亚卫的圣多娜封锁地区，不能继续前进，当时非常混乱，因为从罗马传来了一个新闻：有人射杀了义国共产党领袖巴米罗·陶里亚蒂，并且伤得很重。有人传说他已死，当时全义国总罢工，并荡百要发动革命：「戴格兰对这惨痛的事件非常难过，并同时感谢天主，刺杀未中要害。我们往回走，直到特雷维索，一路上，戴格兰为陶里亚蒂及负责这次攻击事件的人们祈祷。」
一九四八这一年，总会院收到新成果的报导。在四月有雷蒂亚·艾莱诺修女及厄利赛·瓦葛多、依美德·道斯基和路易贾·刚地四位修女起程往哥伦比亚。她们在卡塔赫纳下船，在码头过夜，直在第二天才到达波哥大的飞机场，受到保禄会男会士的接待。数星期后，她们有了「住处」，这地方是荒凉的伯利恒，它所在的位置和往城镇去的距离，都不方便。另外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波哥大，海拔二千六百四十公尺，凡是新来的人都有水土不服的困难。
在五月又有一个新会院成立，是在智利的法耳巴拉索会院，这是由朱丽雅·道斯基修女和冯知多·桑地尼修女所建立的，她们以后又多了两位同会的修女生力军。
在同一时期，她们进入墨西哥。这里保禄会修女们：伯尔纳多·费拉利修女、迪弥莱·托利、戴格兰·季良代和雅农佳·斯巴达修女等必须穿平民衣服，遵守那个时代的法律，开始在首都活动。最初她们的工作是拜访家庭，并推销圣保禄会所印的书；其实在数年前保禄会就已经在墨西哥工作。圣召的宣传很快就有了回响：一九五0年已有三位墨西哥的初学生到罗马读书。
戴格兰师傅到意大利的保禄修女会院视察，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结束，她的一封简短的传阅信件上说：「修女们都有很强的善意，都期望做好事。」她也发现她们普遍都有爱德，各会院之间、同会修女之间，都互相协助。以后在十二月的传阅信件是一个特别长且内容很丰富的文件，文件中她指出主要的条件：修会的发展固然在于人数的增加，但是在素质上要继续提升。于是，毫无疑问地：会宪第一百二十四条认定「遵守神贫是非问题基础，走神修生活的财富及使徒工作的产业」。
她随后解释说：要一天又一天地修炼，使自己更当得起传播天主的圣言，而首要任务是必须师法耶稣从生至死的贫穷：并学习圣人们，因为他们师法耶稣的善表更有成就：「圣人们本身选择更平凡的事物和更贫穷的事物，我们也有圣人们所有的『分辨是非的能力。」这里所表现的强而有力的言词，全出于戴格兰修女，这优美的神修正是她的专长。她把神贫看做财富：「不该有不合理的奢望。我可以说……别人得不到，但想得到，而我们修女在世上没有的，就不好意思想占有。」
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为了服务本身的需要，该使用金钱或货物，这是在一些以前的修女会所没有遇到过的事：别的修会的会宪不必提到这些。因此在戴格兰修女的传阅信件中，重申对使用金钱的态度：「关于收受金钱，甚至一件小东西，要常常注意请求使用的许可；尤其更要注意管理钱财的人，不可自由安排。」必须「帐目正确」，「节约开支」。反过来说，当然，也不可以过度俭省：「大家都知道神贫不是悭吝，比如：无秩序、不重视仪容、不注意整洁等。」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间，她的一些传阅信件的教育内容好像标准的课程、学科的记录和复习的教材。她在全球各地增设办事处，因新人会的修女数目日增……现在修会中有年轻的、年长的、远方的和近地的，全部修女都团结在福传的同一精神内。这不只为新人会的修女不容易，为所有保禄孝女会的修女们也都不容易，因为修女们长久生活在公共场合，常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们看她们如何说话、如何拿着一本书、如何对待同会修女、如何进入家庭和如何打电话，现在还看她们如何驾驶汽车等等。真的很不容易，她们没有受到隐修院围墙、铁格窗子和大门的保护。她们经年累月地如此生活下去，感到压力沉重。
戴格兰修女知道这些，于是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传阅信件中，再三叮咛生活的动机。但是自然地我们会联想到那些做推销的修女，常在各处奔走，或许只是为了卖书，那么谁还能在疲倦、烦闷之余，坚持下去，接待各型各种的人呢?如果她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商业，「那么，就会感到厌烦，对人感到不满意」。只有知道在推销上有「一个更高理想」的人，才能抵御和克胜这些困难，因为她们体会到最重要的是接近人的灵魂，这正是继承宗徒们的工作。耶稣曾派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从事福传：「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应继承这使徒工作。她们也是两个两个地，常是开朗的、敏捷的、积极的、活发的和纯洁的，就如鸽子飞翔在污泥之上，给各地衔来橄榄的嫩枝，这就是和平的语言，端庄、谦逊和热诚的榜样。」（参阅：创八11)
现在戴格兰修女要把这些事，超越高山，远渡重洋，再次传播到世界各地。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她偕同雅培理神父起程视察保禄会各会院，他们曾去到印度、菲律宾、日本、墨西哥和美国等地，大约用四个月的时间，做环球的旅行。
东方人类的浩劫
一九四九年初，中国内战快速结束，毛泽东的共军占优势，蒋介石的国军被打败。「红军」在元月进据北京，北京是数百年来帝王皇宫所在，毛泽东曾写下这句诗：「三十年已逝，今朝返故都。」而蒋介石的首都是南京，国民党的保卫战失利，于是毛的共军在四月二十四日攻陷南京。也为了这些局势的转变，雅培理神父不得不跳越过他很重视的一站，就是他要停留的南京，去那里主要是为看保禄会的住处。这里是一九三八年由若瑟·博第诺和艾高莱·葛纳威罗（二位神父在中曰战争后，回来建立的会院，但雅培理神父已不可能去到南京，就如雅神父他本人所写的：「所谓的铁幕好像突然移动，切断与南京往来的交通、电话和无线电。我曾申请，仓促由罗马起程，为能及时赶到南京；但现在我是多么担忧，我深愿飞过中国海，给他们更多的祝福。」
会祖和戴格兰修女的旅行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开始，由罗马的强比诺机场首先飞往德里，并经过一些中间站。在印度的首都，她们遇到很美好的事，在雅神父的旅行日记中这样记载着：「最大的安慰是在德里又会晤阔别多年的雅风索·费来罗神父及博纳弟尼·鲁弗里修士，他们忍受一些疾病和骨剌的后遗症长达六年，他们是真正而不打折扣的保禄会士。」
在德里他们两位分开旅行：雅培理神父停留在德里，而戴格兰修女继续往加尔各答和菲律宾。她渐渐地由一地区到另一地区深入了解，这东方的民族使她留下很强烈的印象，她感到民众缺乏关怀，饱受痛苦。穷苦的人半裸着上身，像蚂蚁般密集在工厂和加尔各答的街道上，这些社会问题成为她心中难以答复的问题。她感到至少有责任说一句话打破沉默，用些话使他们觉得他们是有价值的活人：但是她不能正确地说出，因为他们听不懂她。
还有那些女仆「被视为下层社会的人，谨慎地保持着距离……」，她看见其中一个女人，鼻子穿孔悬挂饰品，在脚趾上带着戒指：观看她们的时候，其中有个印度女人，认出戴格兰是修女，就画了个十字圣号。「今天早上她向我要耶稣的圣像，我给了她一个祝圣过的小十字苦像，她当时很满足。」印度，从一九四七年独立以来，现在仍生活在艰辛的劳苦中，历经甘地被狂热者刺杀身亡之后，现今在战斗和灾难中，致力制定民主宪法。
戴格兰现在到达菲律宾，这里的修女从未度过平安的日子。临近马尼拉时，她不由得回想起在大战期间，曾冒险寄出的写满了不幸遭遇的信：「虽然妳们损失了一切，但只要妳们安全就好了!」还有，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的信中所写的：「现在妳们没有了使徒工作，在做什么?（保禄会的)神父们失去了一切吗?我们希望能很快地恢复印刷工作，并给这些可怜的人民做些好事……还有，在意大利，我们的一切似乎都被破坏了：铁路、桥梁、城市……希望至少我们能是好人，能安慰上主。」
现在来到马尼拉，修女们站在下飞机梯子的下面，这里有在中国和在菲律宾被入侵时死里逃生的修女和在日本轰炸下脱离险境的修女。她们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并要举行庆祝会，但什么都没有。劫后余生的一位修女柯蕾欧菲·匝诺尼回忆说：「我们都穿白色会衣，而戴格兰在我们中间穿着黑色的会衣，她一语不发地走着，同行的修女们脸上带着汗水和泪水。」她安慰我们说：「我要同妳们住四十天，我们有时间互诉一切。」
修女们没有汽车，所以要给戴格兰租一辆，但她拒绝说：「如果这里的人这样步行，如果妳们也这样步行，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呢?」所以，用公共交通工具，安心地，一切如同她们一样。让她们说话，倾听她们述说一切——连某些修女不敢马上说的那些事在内——这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她们失去了一切，但已重新起步，推销了许多书，并感到要尽快开始用电影做福传工作的需要。此外，戴格兰修女在旅途中，见到各处有电影院，及其门前富丽的装潢、大幅的广告广告牌，随即做了同样的考虑。她面对菲律宾的风景，不由得高兴欢呼：「多么美的自然景色，多么美的天空!我们好像更接近天堂!」
还有菲律宾的少女望会生，她们的眼睛闪耀光芒，她们充满朝气，准备从事在本国内的工作，但也有勇气到国外，甚至在遥远的地区工作，就如戴格兰所说的「世界广大……在各地都有不同的人」，必须向所有的人传报耶稣基督。
在马尼拉度过了四十天，也有时说笑、游戏，甚至她率先修补鞋子、学习适合时代的传教学课程。戴格兰常谈到「灵魂的利益」，这种说法是她那时代典型的表达方式，而今天我们认为「不适合」，因为在社会学上翻译这句话，已失去一些它的原意，而且灵魂是人的一部份，现在强调的是灵魂和肉体合一的整个「人」。但是对戴格兰砸百，灵魂就是一切，灵魂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础，灵魂是我们众人不死不灭的部份，所以世界上有亿兆人灵。从「灵魂的利益」做出发点——就如她从卡斯塔尼笃的毕斯笃内神父、阿尔巴的基艾沙神学家，和雅培理会祖在每天、每个地方，长久所学到的——她竞能栘除一切内在和外在的藩篱。比方利巴的修女们本来有意在主日去探望某些遥远的地区，那里各处有灾难，甚至没有神父：但使她们不能安心的是如果去那里，就失去参加弥撒和领圣体的机会。戴格兰马上告诉她们放弃一切，至少用一次访问、一句话，鼓励「那些可怜的灵魂」，把基督带给所有的人，不论他们在哪里，不论他们处境如何。
戴格兰又会合了雅培理神父，同他一起继续飞往东京。这里的修女，她们曾经向教宗碧岳十二世说：「圣父，我们不会日本话!」她们现在正在学日本话，而且大有进步。她们开始为男孩子们设立教理的主日学，并召叫了一些日本女孩子，这是第一批圣召。这时日本国内已经结束了外国军队的占领，随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改变了美国的对日政策，导引了日本工业的自由发展。这个在一九四五年战败的国家，现在成为一个重要的防卫系统，保持着远东的安全。渐渐地，世人公认日本在短短十年内已成为超级经济强国。
圣保禄会在东京发起一个特殊的活动，试图打破伟大的传统，而企望于战后兴起的维新。藉由保禄会的创始及藉保禄会修女的合作，产生了「日本文化广播」。日本年轻的望会生，惊奇地、高兴地看到戴格兰缝补修女们的衣服。而戴格兰对日本人颇有好感：「以前认为在日本人当中传教非常困难。会祖曾指示我们要开始，而现在修女们做宣传，如同在意大利和在其它国家一样。她们在众人前受到亲切的礼遇：所谓众人是包括誓反教徒和异教人。」（在说法上，「异教人」一般指的是「非基督徒」）
雅培理会祖和戴格兰修女继续他们漫长的旅途，终于在六月六日到达墨西哥城。圣保禄孝女会修女来到这里仅仅一年，而戴格兰惊奇她们初期的成就：「在宣传中推销了这么多的书!」这里的人欢迎保禄会修女也称赞她们的事业，但是常有同样的老问题：修女不够。「这里设法用不同的方式增加些修女，甚至从日本、从菲律宾派遣来也可以，但他们更希望有些意大利修女。可以找到一些修女吗?」
这个普遍的问题发表在她的一个摘要的传阅信件中，是她在七月二十四日，经由美国和葡萄牙回来以后所写的。这信件编在目录中的题目是在旅途中（所学的一些事)，她还一再坚持雅神父的思想：「我学会了，懂得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毫无价值，没有天主的恩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此我们应常保持谦虚的态度，祈求天主的协助。我们只会破坏，而天主几时找到温顺和谦虚的人灵就会做伟大的事业。」
再看雅神父对圣召的坚持态度：「世上有很多的人灵等待救援，而从事福传的工作者不多。请你们想一想：还有半数的人类不认识天主，其它半数虽认识，但侍奉祂不够虔诚。各修院中都抱怨人手不足而求援……某些修女兴致勃勃地谈论传教区，并声称愿去那里，但是去了以后，如果调动她们离开她们所筑的小巢，就会心不甘情不愿，这是多么不幸呀!所以必须陶成她们有传教的精神、慷慨的心、不求舒适的想法和准备好去做一切的意愿。」
当雅培理神父和戴格兰修女还在国外旅行时，教宗碧岳十二世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给圣保禄会批准了决定性的和充份的承认——在确认考验过程之后，许可了保禄会的成立和保禄会的会宪。在会宪第二项中，肯定保禄会的特殊目的是：「借着出版的使徒工作，传扬天主教的教义，也就是利用印刷品、电影、广播、电视和其它更有效及快速的主法：这是人类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也是时代的需要和所寻求的。」
借着一个有趣的相同内容，在这里也提前讲另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就是宗座决定承认圣保禄孝女会和批准这修会的会宪，而竟然把批准男修会原有的词句，合并在女修会目标的条文中：「企望修女们全力献身于传扬天主教的教义，借着出版的使徒工作，也就是借着印刷品、电影、广播、电视和其它更有效及快速的方法：这是人类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也是时代的需要和所寻求的。」给保禄会男修会和女修会的两个文件中的辞句几乎相同，就如上面所说的，由教宗碧岳十二世巴柴里的时代中所颁发的这些文件里，预先尝到了「大众传播法令」的一些芬芳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