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格兰·梅而珞修女写信给雅培理神父：「可敬的会祖，我祈求您伟大的慈爱，请您晓谕我们一切，改正我们：如果我们做的某事不对，希望您如慈父一样改正您的女儿。您知道：我在您的手中；您使用我如同一条手帕。我常很惶恐我做的不好，怕领导修女们……．怕有所偏差。当您有些时候不跟我说什么，我就不再感到安宁。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件好事，但我愿知道一切。我发现我现在变得很不宽仁，请为我祈求上主的矜怜!感谢天主!卑微的德兰修女敬上。」
会祖雅培理给戴格兰的回信：「常常地，尤其要常有信心!为怀有这种信赖之心，有很多种动机，在五月（特敬圣母玛利亚月)还更该有信赖之心。借着天主的圣宠，特别是借着天主的爱，妳可安息在上主的怀中。为领导保禄会修女，为从事使徒事业，常要有依恃之心和正确的意向。我降福妳。铎末雅培理。」
戴格兰和雅神父二人彼此的通信，是发现在同一张纸上。会祖把回信写在戴格兰来信的边缘上，这是为了节省时间和纸张。在巴西的圣保罗，「神贫」也在于严格的尊重所使用的一切，因此从一张白纸到活版印刷的物品，甚至任何操作的工具都要珍惜。这个新成立的团体只有唯一的一样东西可以「随意」用，这是雅神父明确的命令：面包，如此而已。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她们彼此间的一些简短通讯，这些史料没有确切地安排在保禄会的历史年表中。我们发现这一位戴格兰修女不但随时准备接受命令，而且好像渴望服从：这样是为了获得安全，也为了有保证。她公开地承认她需要感觉到有人引领她、有人扶持她，她怕错误，甚至她害怕她曾经犯了错。
在别的地方，她犯了一些错，主要是因为她不只是一个机械式地重复上级命令的人。有几次她太积极的作为，使得新来的修女感到不安;也不是没有人，在第一次与她会晤时，就判断她只是个权力主义者，很霸道。因此她没有对自己自欺，尤其是检讨和省察自己是否每天该赢得这个会祖的头衔。她同雅培理神父平常不使用「会祖」这个头衔（雅神父也是一样，在某些情况下，正巧如前封信中，在签名时，前面只写「会祖」或「maestro」这个头衔（意大利文)开始的第一个字母)。在这两位的作风上，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出生地（毕耶蒙特)纯朴达礼的习俗，就如百余年来世代所遗留下来的典型葡萄美酒。
说实在的，做一位会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戴格兰一方面要忠于保守自己的岗位，一方面又要确定自己的权力。这在保禄会青年修女的团体中，史无前例，做事时没有别人已证实的经验可借镜去遵循。尤其人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正是个「被人类败坏」的世界和「败坏人类」的世界，很多人宣称逃避这个世界才是唯一得救的法门。他们曾以二十年的时间竭尽心力，寻求一个别人在创办修会时不能给与他们的经验，也是没有人曾证实的经验，就连雅培理神父也没有的经验。的确，领导一座隐修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因为隐修院常在同一固定处所，它有相同的会规、相同的环境，也有相同的辛苦贡献，以及多年来，甚至数世纪以来相同的危险：在隐修院中，一切所遭遇的事故和一切的问题，似乎都有一个规定的解决方案。
戴格兰修女就完全不同了，她该为新兴的保禄会设置管理的行政技术，并且有时该用谦逊的药石，医治她那遗传来的急躁个性。她说：「是的，是真的，我常激动，这是我家族的遗传。事后我常发觉我的缺点，为此我感到遗憾。」戴格兰随后又立即重新开始神修工夫，打通谦逊的道路，感觉到自由自在并充满信心。信心，必须确定，可分成三百六十级，或者说要扩展到全保禄会，不分是哪个会院或哪个修会（雅培理神父创立了好几个修会)。凡是在保禄会男会士中、孝女修会中和协助会员们中，所发生的一切事，对戴格兰来说，都是有关系和最重要的，如此可使本会的修女们感到关心这一切事。
创办（基督徒家庭)周刊
戴格兰修女得到雅培理会祖的指示，筹备出版一种新的日报，而且是与众不同的日报。他们坚持的意念是圣保禄会的印刷品不当有所禁忌，日报内容关注到「人」，当是亲切而通俗的：「不只谈宗教，而是以基督徒的立场谈一切问题。」雅神父希望这报具备这个方向，就是为不同年龄的读者、为所有家庭，都具有吸引力和益处。他要求这日报要更大量的印发，因为他已略有经验——就如（阿尔巴镇的日报)给当地的贡献。
的确，一九三一年在意大利不是创办天主教新报很顺利的一年。除了经济危机以外，从这年的春季到冬季，不断发生教廷与义国和解以后的严重冲突：法西斯政权反对天主教会的「公教进行会」，控告它超出纯宗教生活的范围，越权干涉政治：控告它任意欢迎仇视法西斯主义的人士；控告它竞选各地区的市长。并且还有：因为公教进行会有几队男孩子参加自由车活动，在某种情况下，只举起教廷的白黄色旗帜，而没举起义国的绿白红三色旗帜，这争论也被解释为直接攻击和肢体冲突。
当时教宗庇护十一世个人也全力参与这事件，宣布法西斯的作为是：「侵略的风暴、强占、扣押、冒犯、反对公教进行会的会员和住所，而且同时动用残酷的暴力，屡次多数攻击少数，并且殴打手无寸铁的人民……」政府的极端份子说要逮捕全义国的主教，而其它较慎重的人则下令禁止教会的游行或破坏游行，并且在阿尔巴镇也遭遇到一些敌视的小动作。这场冲突在当年内结束，协议的条约是今后公教进行会由各地区的主教管辖。
但在这阵暴风雨怒吼的时候，雅培理神父在阿尔巴镇的计划继续积极进行，并在一九三一年圣诞节（基督徒家庭)周刊的创刊号发行，并在一开始就用这个名称。在封面上印有耶稣诞生的肖像，下面的标题是：为妇女和女青少年。每份定价两毛钱，一年订费是八块里耳；只有八页，是黑白版没有彩色页（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增为十六页)。刊物时编辑、印刷及推销全由圣保禄会三位修女负责：她们是纳匝来娜·莫兰多修女、依纳爵·芭拉修女和菲律宾娜·巴达内里修女；负责发行人是罗莎卡普拉修女。其它同会的修女们在旁协助，但较大的重担落在三位编辑修女的肩上，她们每位编辑用不同的笔名讨论二或三个主题。一九三一年七月起，开始改印彩色封面，同时周刊已筹备就绪，成为基督化家庭——宗教及伦理的周刊，其对象不只是为妇女和女孩子们，而且也为男人和男性青年，并加上适合的红色标题。圣保禄会士路易·奥哲里神父做周刊的主笔，随后又有一些神职人员参与此工作。这周刊渐渐地成为家庭中人人必看的读物和解决家庭问题的模式。
诚如雅培理神父所说的，凡事必须从小处开始，就如耶稣基督从伯利恒的马槽开始一样。圣保禄会修女在创办新日报方面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她们大胆地竟敢把创刊号印行了一万八干份。这在那个时代是个很大的冒险，但修女们特别努力推销，所以这种冒险性的大量印刷，不但成功地可以维持现状，而且慢慢地开始发展。一九三七年路易·扎诺尼神父就任社长，修女们的主要工作于是趋向于宣传方面。如此在一九三一年，在阿尔巴镇，由圣保禄会修女创设的（基督徒家庭)周刊，发行量跃升到全球天主教周刊的第一位。
从一九二九年，圣保禄会已有一家自己的造纸厂，并装配有机械。雅培理神父为了纸厂的设备，依照那个时代和经济条件，花费了一笔冒险的数宇：一亿五千万里耳，而且并不止于此。为了印刷保禄会将来的期刊（发展或直销生产)，正好在经济不景气的一九三二年，他在德国购买了当时市场上最新型的卷筒印刷机。总之，在那个时代，慎重的人出售货物；精明的人储蓄钱财：有天才的人握存黄金。
在这时有个独特的人和雅神父有着同样的类似个性，那就是在一九三一同一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法兰克林。他破坏统治着平衡的老规定，成为全球经济学家、银行界及工业界的丑闻：他竟敢解除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他解除金元钱币，冒险使通货膨胀和纸币各处泛滥。英国政府从伦敦向罗斯福表示：「最忧苦的怨恨」；各报批评他为「罗斯福丑角」。只有英国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尔·凯因斯支持罗斯福，他说：「自古以来，没有一位政治家，像美国总统罗斯福如此有胆识，敢扫除蜘蛛网。」还有多少蜘蛛网高挂在教会相对宗教没有善意的首领思想中!这些人在当时责备改革者为狂人，更坏的是也如此责备雅培理神父。在很多堂区神父住处，人们说雅培理神父正在犯着大不敬的错误。
雅培理会祖，这位神学家，从来就没有会晤过罗斯福总统：雅神父是否读过英国经济学者凯因斯的书，也值得怀疑。传统的经济把他们的新理论视为令人恐怖的学说，但是，日复一日，古老的规定、明智的传统正走向瓦解，这不是信赖这个人或那个人的理论。雅神父只依恃「虔诚、学习、传教事业和神贫」，这些都是使保禄会能够向前移动的车轮。还有就是雅神父有企业才能的先见之明，使他达到这种成就；更重要的是他每天四小时的祈祷、默想万民四末和一月之久的圣依纳爵退省神修。
她开始站立在我们中间
为圣保禄会修女，在阿尔巴镇现在感到需要更大的空间；于是雅培理神父请人为她们建筑了一座房子（先前曾说过)，是向圣卡希诺取得的土地后来名称为博玺局·皮亚卫，这里将做为圣保禄孝女会的总会院。但此处占用的地分成数阶段进行，慢慢地这座大建筑物可以使用。起初还没有暖气设备，所有的窗子都没有玻璃。这时戴格兰修女来到，领导工作队：挂上窗帘布、安排桌椅、厨房、寝室，以后可以使用已设置的发电机，但有时还得依赖蜡烛，这些蜡烛是戴格兰修女预先料想到而带来的。而在一九三六年将这座祝圣的哥德式美丽教堂，献给天上导师耶稣基督。
有一位修女注释说：「她开始站立在我们中间。」女修会现在由戴格兰修女领导，因为与雅培理神父相遇的机会不多，她第一次体验到独自一人发号施令的伟大和卑屈。现在她所面临的下只是阿尔巴镇印刷厂内微小的改革，而是研讨保禄会传教事业的国际发展，并且也使其它地方新成立的会院内，加入总会的生活方式。从一九三五年戴格兰修女设立了一个固定的和个人的通讯方式，所有的修女，不论是附近的或遥远的，每年每个人都该给她写两封信：一封为圣诞节，另一封为圣保禄庆节（六月二十九日)。共同生活的问题在意见上并非全都一致按部就班，现在所讨论的是如何维持修女们的团结，她们分布在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一个修会的团体，当在教堂或小教堂供奉圣体时，修女同她们的长上真有「一家人」的感受。室内装饰、家具、设备、电灯、暖气等甚至可以缺少，但不能没有圣体柜内吾主真实的亲临在。
如此，在等待新的教堂期间，在临时的小教堂里，圣保禄孝女会已开始她们基本的活力，这活力把她们组成为特殊而奉献的团体：开发神修动力的能源，开始夜以继日不断的朝拜圣体。请看如何从阿尔巴镇的博尔高·皮亚卫，实施到全球各地的圣保禄孝女会：
第一要务是要赞美和光荣天主。朝拜圣体，每星期轮到一次，每班次是两小时，祈祷的修女定二人一班。白天轮到初学修女和不同的团体，黑夜轮到已宣发圣愿的修女。祈祷经文常调整方式，而主题是耶稣为「导师、道路、真理、生命」 。阅读圣书、反省、念欢喜奥迹的玫瑰经，内心检讨；随后念痛苦奥迹的玫瑰经，求恩；最后念荣福奥迹玫瑰经结束。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不知不觉已过了两小时。在黑夜中我们跪在祭台前的台阶上，白天则跪在领圣体的栏杆前。很多次我从深夜时分的班次回来……圣体柜开着（神父在下午七点半圣体降福后，打开圣体柜)：万支蜡烛向耶稣表示我们的信德并光照两位祈祷中的修女。
教堂外一片寂静，无一点儿声音。有时一些夜行人，就在窗外走过；行人还在远处，我们已感觉到，我们有些震惊……：我们注意到，我们本能地转向窗子，窗予装有铁栏杆挡着，希望行人快些走远……朝拜圣体第三部份结束后，其中一位修女站起来去叫醒下一班轮到的两位修女，这时另一位修女在等侯着她们。
自然地，当时教堂没有暖气，我们也不在乎这个。在冬季寒冷的月份，黑夜我们披上又长又深暖的黑布斗篷……我们有两件，我们把斗篷由上一班次传送给下一班次。这斗篷是戴格兰修女亲手为修女们缝制的。戴格兰如同其它所有的修女一样，轮到她朝拜圣体时，也披这斗篷，她念同样的经文，同样的圣书和反省等，另外她加上别的：就是不能不在天主羔羊前唱歌。
她在一人行路或有伴同行时，多次与修女们相遇就唱歌，对她来说一切机会都适合唱歌。圣保禄宗徒也曾如此做，当他同息拉在斐理伯坐牢时，「约在半夜，在监狱最里面的小房子里，保禄和息拉祈祷唱歌赞美天主。」 （宗十六25)
印刷机吗？只要最好的
「由于有了过去的经验，我们很成功地给专业人士：律师、博士、药师等散发了很多书籍。」这是戴格兰修女给修女们写信告知的。关于不同版本的圣经，现在进行顺利，若假以时日，确定比预估的更好。但是她们该先经过艰苦的十年，十年之后大公会议才明显地肯定：「重要的是信友们该广泛地研读圣经」，或是旧约或是新约。
雅格·雅培理会祖以超人的冒险精神，首先做到了这一点，他为机械和厂房特别投下了很大的资本。他以大出版业者的直觉和勇气，不必等待时机的成熟，因为他贡献人力，设法使时机成熟。当时
他没有背书的支票也没有任何保障，但已经在三十年代，使圣经不同的版本和分开的装订本，流行在市面上，一方面向有成见的人挑战，一方面向无知的人教诲。
为推行雅培理神父的这个直觉，戴格兰所领导的圣保禄孝女们的辛劳功不可没。她也教授推销的特殊技术，在一九三四年的一封传阅信件中，这样写着：「一个推销圣经的好方法就是：给一个人带去拉丁文、义文的圣经，整本的圣经和分成小册的圣经，请人选购最喜欢的版本。若这人选购了一本圣经，请他在一张纸上做一个声明，请他说：我选购了圣经……我满意……：我高兴……这是一个美好的版本等等。以后再到另一个人那里，请他看前面那人写的声明，如此继续进行，由众人写二、三句话，或至少签名。不一定所有的人会接受，但大部份是可以的。妳们因上主的名去尝试吧!」
根据以前的失败经验，如今从阿尔巴镇的印刷厂，发行了令人喜爱的圣经；这些圣经使人满意，就像最初一些买圣经的人说的：「拿在手上，感到舒适。」事实上许多事物在改变，并且有时连做首领的人也不能抓住每一时刻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是经由一些表面上不连接的情况表现出来的。
事实上在最初的三十年以前，对某些事物，人们开始谈论过去。比方用兽力（有时也用人力)推动的车子，把书和报纸运送到火车上；而现在改观了。有一天出现了第一辆大卡车，以后渐渐地有汽车、小轿车……对机械和所有印刷设备面言，谁还想去买廉价物品?谁还常常去卖旧货的市场买破产的拍卖品?现在会院内有些窗子还等着装玻璃，不少房间等着装暖气：但是在印刷厂内，现在各处新的和进步的设备高居首位。用「更快速和更有效率的方法」工作，在这个工厂里已成为一个事实。
继续陶成
但是并非一切都自动地平安进行，尤其在长久经济不景气的这些年。一位圣保禄孝女会修女总不能「买现成的」，而必须慢慢地培育，这是现今存在而将来常常存在的神修上的培育问题。这技术不可以用任何机械来代替，戴格兰就是为此事而劳心，于是用讲话，尤其用写信，首先在她的传阅信件中，以后则用会院内的报告（总会回声)，这通讯方式在一九三四年初开始发行。
此外，在经济危机的这几年中，必须试图以附近的或遥远的书局为生。有的人想买书而没有钱买；有的人买了书而迟迟不付款：有些人和穷困的本堂区，只能做他们所能做的。还有别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书在某一意义下，单独销售一空：而另一些书——内容有深度的、丰富的、较重要的，却相反地卖不出去，必须强行推销。要卖出一本这种书，付出的辛苦超过流行书十倍……这些问题自然传到戴格兰那里，给她很大的冲击。
戴格兰回答、处理、解决。她的那些指示简明而有效率，这使人联想到做总会长的人都有快速决定的特征，而戴格兰更是如此。她首先能够把她们的问题或阻碍，例如：顾客不能按时付款、赊帐而不快还钱等书店的困难，引用来做为陶成修女们的教材。比方，一九三一年的一封传阅信件上说：「我从几乎全部修女那里听到怨言，就是客户不给妳们按时付帐，妳们要担负起很大的责任，妳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经过研究之后，我们认为这些过错可能就出自我们本身，因为我们没有承行天主的圣意……」随后她解释说：按时记录定期的帐目报告，尤其是没有什么新货可记载的，本身就是件行政上的麻烦事。但是谁曾想到这是符合上主的旨意，在暗淡的日期上看见上主的光辉呢?这还不够：「不可能把一切都做的好，但是如果我们以诚恳的心情去承行天主的圣意，我们一定会成功，而且一切进行顺利。妳们可能寻找妳们所不希望的协助，妳们可能寻找比较容易的工作，尤其寻找物质方面的协助，妳们该相信实际上正是如此。妳们马上发信德吧!……常是信德不够；常常我们想把事情做好，是因为那更合乎我们个人的意愿。不是这样吗?」
随后又写道：这是另外一个经历：某些书「言词只充满情感而内容空洞，如烟雾一般容易消失。」而其它「有深度的」书反而堆积在店内发霉。好啦，妳们看商业版本与宗教版本之间的区别，职业版本与灵修版本之间的区别：一般来说更有益于人类的书遭到遗弃。如果没有人找这些好书，我们该向人介绍这些好书。我们的使命不就是把天主的圣言传给那些不去找圣言的人们吗?
没有人曾经许下，向发过愿的修女们谦让，和给她们什么便利。虽然戴格兰修女不会引用希腊哲学和教会的教父著作，但她的演说充满智慧。她用自己的信指示修女们，并不注重文辞；她本人常是主角，甚至在圣德方面，她要修女们更加了解在个人身上所实现的事，实际上是天主在我们身上的行动，我们只是接受和顺从天主。所以，她不用激烈冲力去发展出版方面的使徒事业：相反地，她以纯朴的态度把一切都交给天主去管理，而尽量使修女们成为完善的工具，更适合祂目的的工具。圣保禄宗徒曾向罗马人说：「圣神也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而圣神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代我们转求。」（罗八26)
戴格兰在进步中，并且日渐成熟，可做教育家和导师，虽然她从未登上讲台；还有，她如果要写一个重要的文件，便谦诚地去请教一位同会的修女再看一看格式。还有的就是她缺少那个时代很多长上普遍的习惯（实在说这是她的天真无邪而非缺点)讲话时注意隆重仪式。各修院会母和总会长们，的确有很丰富的特长，但是他们在说话和写信时，偏爱仿效当代最出名人的演讲方式，引用拉丁文，做些华丽的比喻。然而戴格兰修女在写信和演说方面，常是保持着朴实、亲切的风格，所用的布告和比喻都是日常生活中她本人所体验到的事。
总之，她知道如何保存她本人原有的形象，她那与生俱来的现实主义使她不信任一些兴高采烈的事，反而愿意去了解人的困苦、软弱，使她对这些不感到恐惧。就如她当时坚持在要求上，不企图直接的成就，不企图迅速的好结果；对于某些不愉快的环境，尽量容忍，遇到不能做到的事，也要胜过困难。
戴格兰不允许意志的软弱和神修上的怠情，这些会使一切事物无法向天主和向我们的责任交待。关于这一点为她没有妥协的余地，她会马上回想「万民四末」：度过的每一日，警告我们所有的工作，表现的或好或坏，都关系到我们的永恒。在这远景中，修女不准许有不完美的品德，也不准许在做牺牲时还有甘饴的慰藉。如果预测到妥协的气氛，戴格兰会表现出很明显和严格的态度，立即指出这是「魔鬼的陷阱」，要改善信德的不足和神修上的怠惰，连微小的事也不放过。甚至以印刷品传教——使徒事业上的忙碌也不能使某些缺失合法，因为圣保禄孝女会的第一目标，和其它一切修会一样，是个人的成圣。关于这一点，我们听雅培理会祖在一九三三年，给戴格兰修女的一封信上所说的话：「要向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说：希望她们竭尽全力把足够的信心寄托于天主，而不是在自己身上，但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当然，使徒事业是她们的辛劳和职务，但这应视为修会的次要目的，重要的是她们应避免生病。上主，将因她们的信德和纯正意向，赐给丰硕的果实。」
当时，雅神父如此说，戴格兰也为此，细心地向修女们转告雅神父的思想。但是有几次，这种传达的方式和时间等都不够明显也不清楚，所以这本书确实也不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就是究竟极服从的戴格兰，从会祖方面所说的，转达了多少?而她自己方面，在传达时又增添了多少?
戴格兰修女现在开始访问活动，在两年内做了两次横渡大西洋的旅行。规定的和紧密的通讯，对于和遥远的会院联系是很珍贵的，但还感不够，还需要本人亲自去看、去交谈、去聆听，以前她在全意大利各处的视察就可以证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美洲的环境与意大利非常不同，对数年远离故乡的修女们需要加油打气。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戴格兰在热诺亚登上「奥古斯都号」轮船，前往中美洲。虽然她不受晕船之苦，但这是初次旅行，而且必须经过很长的行程，为一个健康脆弱的妇女实在很吃力。单独一人的一次旅行：这是雅培理神父如此规定的，当然他对她有很大的信心。尤其是借着信心，在这个决定上，实在完全表现出雅神父做领袖的风格，他喜欢快速和效果：在服从方面也是如此，他不喜欢征求各处的意见来商议。戴格兰在船上一人生活在孤独中，脱离长期团体日常生活的节奏，不是件轻易的事。但是，就如在本书一开始我们所陈述的，她平安地，在一切困难中适应新的事物。
现在要另外叙述圣保禄孝女会在美洲三处会院的情况，就如戴格兰在那里所发现的。她到达巴西的圣保罗，已看到刚安装的印刷机及许多小机械，和已出版的（基督徒家庭)周刊。此外修女们已找到固定的住处，她们开设了一个书局。而她正要向前迈进一大步：购买一块土地（五千平方公尺)，为建筑更大的会院和初学院，这里已有第一批圣召。
四月八日到达，六月三日戴格兰又在圣多斯登船离开巴西，前往阿根廷。这里为建立修女院，受了很长时间的痛苦，但修女们终于在一九三三年开始正常工作：她们有脚踏车、裁纸机、缝纫机，并且这里已经有关于宗教教育的平民化刊物（好天使)。从意大利来的其它修女与最初来的两位修女（同在巴西和美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在这时阿根廷的女孩子们常来修女院，给予一些帮助，对修女们表示关心。总之，这里的情况适合招募早期的新兵。的确，一九三六年所住的地方太小，已很不适合做为初学院的住处，但圣保禄孝女会看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外的一座大厦，这里可做初学院之用。
戴格兰现在可由周围的环境认出修女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她写信给意大利的本会修女，传达阿根廷的情形。她开始有了没有发表过的感觉，推翻她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见解，就是：「在这里人们谈论欧洲，谈论欧洲人，谈论离开欧洲，均使人感到冲击。」
以后，在本有的方言和时间方面，在新大陆，一些事给了戴格兰打击：「中美洲是个很败坏的地区，在宗教教育上没有好基础的人，会很快丧失信德。这里有俄国人、德国人、土耳其人、希伯来人和誓反敬徒。意大利人为数最多，他们也随从别国人的习俗；但也有很好的天主教徒，很壮丽的教堂。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一四年)举行全球圣体大会，对本地有很大好处，全国的人都乐于回忆这事。这里有些好的，但也有更多坏的，魔鬼在此工作，不止息地工作。跟我谈过话的人，都说喜欢印刷品、喜欢我们保禄会的印刷品和我们的使徒传教事业……请你们只想一件事：在这里，在许多印刷厂中，有一家印刷厂在印魔鬼的日报，它有魔鬼的形象，为迷惑人……而它竟是完全合法的。我们的修女做了很大的牺牲，并在很多困难中，尽所能的在工作。」
她说这些话，是因她习惯说实话，为她来说，很自然的要指出当地没有制度、没有组织、方法和标准，这也不是她的幻想。面对这些不利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每位修女该习于舍弃本人的意愿，养成牺牲的精神!」那么该在何处加强呢?戴格兰修女说：在圣保禄孝女会修女的素质方面，必须教育她们有基督教义的基础，放弃个人意愿，征服外来的诱惑。
在美洲有很多要做的，有无限的任务须完成：但首要的事务是每一位修女生活「不是为现世而是为永恒；不属于地上，而属于天上。」出版的使徒事业也要经过这些难以相信的路程，渐渐发展茁壮（「没有成效」这句话，恐怕戴格兰修女一生中从来没有说过)。
最后，戴格兰在纽约下船。这地方的情形刚开始时极困难，因为保禄孝女会修女初到时，没有教会合法的身分，艰苦地等待了很久，但是考验最后获得胜利。圣保禄孝女会修女该感谢她们本身的执着、圣保禄会神父们的协助以及些高级神职的支持，他就是盖埃塔诺·阿凯西蒙席，原是义国人，现入美国籍，他终于说服了海斯总主教，如此可以再派其它修女们来此做为生力军。修女们首先只同意大利人接触，以后经过不停的辛劳，工作的光芒才慢慢放射出来，学英语也渐渐有了进步。
戴格兰修女在纽约找到保禄孝女会的小会院，是在市朗克斯租赁的住所，座落在拜伦大街上。她们终于有了合法的住宅，这里已经收了第一位美国望会生：这里面积不大，但是将来有更大空间可成为本会的产业。纽约和这里的美国人民很快就得到戴格兰修女的喜爱，她决定尽快再回到这里来，将来必须协助修女找新的住处，甚至可能贷款买新住处。做了这第一次的旅行后，乘「白手公爵号」轮船回国，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在热诺亚下船，两天后，回到阿尔巴镇。刚一到总会院，就领全体修女进圣堂，用她最喜欢的方式感谢天主，就是唱歌，就这样建立了一个传统：凡结束她的旅行时，「帝王号」轮船在大西洋上摇摆。
第二次登船前往美国，是在一九三七年元月下旬成行，二月四日到达纽约。同年二月二十七日又登船返国，在拿波里下船后，三月六日到达罗马。保禄会修女在纽约的团体现在要去斯塔际岛上自己的会院，必须常常乘船，因此这些修女们成为船上的常客，变的非常平民化。在推销书籍的同时，也常收集衣服，寄往传教区；如此早出晚归，她们的袋子从未空着提回来。
行程短而快，所以在大西洋上，世界最有名的船就是「帝王号」，被称为意大利航海业的珍珠，它有五万一千公吨重，二百四十九公尺长。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因是横渡欧美航线最快的轮船，曾获得「蓝带奖」。但是在一九三七年，戴格兰的这次旅行中竟然遇到意外，大西洋上的风浪使船摇动的很厉害。她曾给修女写信：「妳们想一想，像帝王号这样的庞然大物，被海浪冲击的像一根干枯的细树枝：被海浪扔出，以后又被沉落在漩涡里，受冲击而摇摆，发出破裂的声音，好像在压榨器中受压挤而哭泣。这一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是默想的好题目。」
她对那些在卡斯塔尼笃居住的家人，关于这次旅行的遭遇只字未提，这是为了不使他们焦虑不安。以后再从罗马给她的父母、兄弟、堂姊妹和侄子们写信，请他们原谅。在向他们报告这次旅行时，她解释为什么以前没有写信陈述大西洋上的狂涛巨浪，因她愿所有的人安心：「我没有受苦。船上的人都惊奇，并对我说：您是一位英勇的女水手，是海上的英豪。请想，几乎所有的旅客，因晕船都躺在床上时，我却常站着，也没有少吃过一顿饭……」
为自己的团体，戴格兰把去美国的两次经验浓缩成六点：（这就是我所学到的)做为这文件的标题，保禄会的每一位修女在一九三七年二、三月的（总会回声)中，都可以找到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她的基本信念因第一次的海外经验而更为坚定，在保禄会的灵修方面更为加强。
首先：「在一切事物上，不论中意与否，我们该常看到天主的圣意，并对各事物保持平静和安定。主要的是：从我们好父亲天主手中接受一切。」跟随一个艰辛的邀请：为了我们圣召的大恩，对天主永远感激不尽，我们保禄会孝女的圣召是多么美丽和多么伟大。对这一切，只有将来在天堂才能懂得。下面是读书的问题：「当旅行地球一些地方时，就会更了解如果在圣德上再加上知识，就能做出更有益于人类的福祉。必须对要理问答特别重视，如在会院内所学习的一样。」她对于每位修女的文化增长，给予确切的鼓励，因为学识关系到使徒事业的效果、同别人往来的质量以及交谈的价值。
并在同时，她更有力地打击她们自做主张及臆断独行的作风。其它在传教区所学到的就是：「是天主在做一切，而在我们方面，我们必须消除阻碍，也就是我们的自私自利和我们个人的成见，这就够了。假如我们不克制自己，就一无所成，因各处及随时都有悔改的机会。若我们不克制我们的思想、幻想及心情，就容易失去修女的精神。更该常常除去『我』，这时天主才会做主宰。」
现在我们再谈这句话：「德学兼修」，这不是很多事情中的一项劝告，而是陶冶活力的一个指南，且完全符合会祖的想法。圣保禄的修女该是有学问的人，这不是文化上的装饰品，而是由会规所定的责任，不读书就不能说她们完全受过陶成，也不能充份响应她们的圣召，尤其在一个非常需要学识的场合工作，就是以印刷或出版做使徒事业：不仅如此，修女们中也该有些人是编辑、是作家。雅培理会祖坚持：「不惜任何代价，妳们用功读书后，致力于编辑工作。」有许多修女，在读数年书之后，该效法第一批编辑（基督徒家庭)周刊修女的好榜样，继承她们的工作。
戴格兰修女在会祖的这些指示上，加上了她本人赞同的附和，因为她强烈地提醒为做保禄会修女，迫切需要一个强健的文化准备。基艾沙的学校，除了教授她们许多东西外，尤其教导她们深刻研究判别知识的能力。戴格兰本人曾利用每个机会——每周时刻表、课表、演说，为使她的学识有所进步。有些修女另外要求能在修会规定中，完成更高级的学业，尤其为能够响应雅培理神父所交付的迫切任务：「必须使保禄会修女接受陶冶的文化，为提升她们的使命。在修女们中第一任务就是编辑。」
戴格兰同样的看清这点，而献身于此工作：我们要有会写作的修女，需要马上开始准备她们：「编辑是我们宗徒事业中最难的部份……我们为那些献身于写作的修女祈祷吧!为使她们有好的成就。」
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间，推动了一个宗教学的课程，秘密的，学生也不多，有点像是试验性的。但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了哲学和神学的正规课程，开学和结业都有隆重的仪式。戴格兰修女参与神学课程，并且总不失去看望这些「大学生们」的机会。一九三五年开学时，她给她们订定了三点规范：「一 、谁读书，就该有纯正的意向，就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只为求天主的光荣和人灵的益处，否则不会成功。二、该依靠天主，一人读书，好像四人学习，增加四倍的效果（就如跟天主立的「誓约」中所说的，或者说是成功的「秘诀」)。三、该听老师们的话，看作来自天主的话。」
戴格兰在自己的工作上，对于圣保禄会修女们的学习发展，明显地也隆重地强调所决定的重要性，并且雅培理神父本人也表肯定：戴格兰是会祖恒久的助手……她引领圣保禄会修女们从事特殊的使徒事业——为那个时代，按常人的推断，这是一件不寻常和困难的事——但在戴格兰的领导下，竞达到目的，她把修女们陶成为作家、演说家、技术人员、宣传员和对电影、无线电广播的专业人才。
总会院迁到罗马
现在保禄会院一切都在快速进步中。对于初创时的结构已感到疲倦，因为雅培理神父催促这结构前进，所使用的精力近乎像暴力，所发表的和所实现的新事物一天比一天增多。
一九三三年初，阿尔巴教区的雷主教去世，在同年夏季，蒙道威的巴纳伯会士路易·利·拉希蒙席开始继位，他是一位天主的勇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暗淡的时期中，众人都认识他。他是同圣保禄会一起生活的第一一位阿尔巴城的主教，他也是在最早的开路先锋队之后，第一位看见圣保禄会在意大利以外扩大发展的主教。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之间，雅培理神父派遣了保禄会的神父和修士们（大多是赤手空拳)到西班牙、波兰、印度、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创立会院。
一九三六年有另外一个大跃进：在六月，会祖雅培理神父迁移到罗马，保禄会院在格达伯费德路，派遣贾卡铎神父做阿尔巴城的区会长，直接由雅神父管辖。如此，圣保禄会的高层人员同罗马基层机关时常接触，为将来可建立良好关系。数月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戴格兰修女也从阿尔巴城迁到罗马，在这里创立了圣保禄孝女会的总会院，随后初学院及读神哲学课程的学生也跟着来到这里。如此，读书的修女们可以到罗马教会的和非教会的大图书馆去看书。
培育新的幼苗——善牧会修女
在罗马，人们等待雅培理神父的另一个惊奇的事件：一个新的修会——耶稣善牧会修女，简称「善牧修女」。最早的修女有两位，其中一位是雅神父已选定的。目标很美好：陶冶修女们成为专业人才，在本堂区从事牧灵工作，由教授教理到参加公教进行会：由幼儿园到女孩子们的劳作室：由看顾病人到教会的礼仪。还有参与司铎救灵工作的妇女，用传统方式收集时代所需要的新闻：并且有些妇女是典型的保禄会修女。就如她们用书刊、报纸、无线电广播、幻灯片等开办文化事业。 目标实在美好，并且注意到圣教会各方面生活的一个典范。但是面对当时的情况，修会的成员在现行的工作上还不够用，该怎么办呢?会祖没有提出许多明确的指示或动机：「她会懂得我的意思」，在他继续快速的行动中，基本上就是这样，戴格兰修女能专心等待会祖的解释，而明智地服从常制造奇迹：她不是忍受，而是在合作中直接行动。她叫来一位修女，跟她简单地说：「会祖愿跟妳谈话」，随后向修女们宣布创立新修会，并这样劝勉她们说：「妳们看这个计划表，我们要实践为这新团体寻找圣召的工作，这工作该致力于牧灵事业。」这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两个月后，又再度劝勉说：「一个为圣召的特殊宣传，尤其特别为善牧修女会宣传，是件非常悦乐天主的事。」
由雅培理神父直接的和个人的经营，一年后，这新修会在瞻匝诺找到住处。雅神父和戴格兰在一九三八年，欢送善牧会修女起程往新会院去。还是用习惯的方式：供给她们经费，总共给了一百里耳，不过戴格兰修女还是秘密地给这群修女两百里耳、一些面包和一些香肠；暗地里，像偷窃似的。
以后她继续关怀她们的生活，她本人细心地协助她们的需求：给她们建议、写信、做简短的访问，并且「借用」练圣保禄孝女的方式去陶成她们，并协助读书，特别是准备考试。耶稣善牧会的一位修女谈到戴格兰时说：「我们可以说女会祖喜欢我们，她在一个便条上给我们写着：『我在妳们所做的美好事情中陪伴着妳们，我对此事高兴。愿天主受赞美。」她们也喜欢戴格兰，而且在一九三八年，她们款留她作客一段时间，因她的健康情形比以往更孱弱，她也曾去她们在瞻匝诺的会院修养。
长途跋涉到东方
一九三七年在圣保禄孝女会的历史中是重要的一年。修女们的传教工作进展快速并同圣保禄男会士并驾齐驱，但这时正遭遇到扭转世界局势的事变。
一九三七年元月八日，阿尔巴城的修女们为三位同会修女送行。她们是安薇琪·苏达诺、艾莲娜和柯蕾欧菲，起程所去的地方比去美洲还更冒险：她们正是去中国。她们已找到一个保禄会男会士工作的小地方，男会士是在一九三四到达中国的。
就在这几天，听到在中国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国民政府的台柱——蒋介石总司令的国民党军队同毛泽东的革命军和谈。他们在做殊死之战后，现在双方军队愿意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为驱逐日本人。这时日本人已将他们的军队驻防在东北的满洲，而且在中国本土也有军队驻防，这也是「不平等条约」的结果之一。原在本世纪初，义和团叛乱之后，清朝接受西方列强（包括日本)这些丧权辱国的约定。条约中提及：日本在中国领土内驻兵，是为了「保障联络北京与海岸之间的贸易」。日本军队在这里主要是保障他们本国人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们同中国人的商业有无情且激烈的竞争。
就在同一时期——一九三七年冬季，在东京发生了所谓「二二六事件」。一批少壮派军官有意清除「腐败的执政党」，而以武力清理内政。他们只杀死了财物大臣和一些达官显贵，但没有伤害到首相冈田启介，却杀了另一个人，就是首相的堂兄弟做了替死鬼：这次叛乱的结果是后来枪决了几个叛变的军官和引起两次政治危机。在六月，第四十七代孙近卫文磨开始掌握政权，他计划改革，在立宪政体中求进步，得到和平。
就在这时，开始了三位圣保禄孝女会修女的冒险行程。她们在元月时，整整乘了一个月的船，最后在汉口登陆，遇到保禄会男会士，他们是在两年前带着小型印刷机来到这里的。汉口本来可以做为她们的住处，但是后来南京的主教于斌（后来升为枢机主教)邀请她们迁到他的城内，这城当时还是首都。为此，保禄会的男会土和修女们一起出发，乘船慢慢地在长江上前进，主受难日到达了南京。复活节后，机械和印刷的材料运到，如此，雅培理神父的男会士又开始印些东西。这时修女们被安置在一间小房子里，开始学中国话。
但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距北京三十公里处，在一座古老石桥——「马可孛罗桥」（卢沟桥)附近，发生了一件事。这事本身并不重要：中国军队开了几枪，阻止过桥演习的日本军。随即向日本说明和道歉后，似乎结束了这场冲突，但在随后几天内，又放了一阵枪，也分不清楚是哪一方先开火。双方领袖这时都干涉这件事，并且在误解和敌视中，直到七月二十七日，当时日本近卫首相在东京宣布：日本军在中国已采取行动，为建设一个东亚「新秩序」。表面上来，多少好像是个政治动作（虽然口号冠冕堂皇)，实际上这是日本侵犯中国的战争：可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日本的轰炸机摧毁中国的城市，军队向前推进：不到几个星期，上海及南京相继陷落。在街道上、在田问小路上，沿着河岸，各处挤满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有的推车子，有的背包袱，扶老携幼，向各方逃奔。在这些难民中也有圣保禄孝女会的三位修女安薇琪、艾莲娜及柯蕾欧菲。
这是圣保禄孝女会三位修女的「长途行军」，她们跟保禄会男会士走散：本来企图到上海，但徒劳无益，又折返南京。但现在被「新秩序」驱逐出境，她们应在中国的边界以外寻找出路。她们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竟成为孤独无依的人，没有保禄会男会士的消息，也自然不能跟他们通信。戴格兰修女在罗马只知道在中国有战争，而为三位失散的修女不断祈祷。
三位修女的行程经过了水路和早路后，终于顺利地到达香港；她们从香港想去印度，因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保会男会士的会院。她们到了印度，但是听说她们不受欢迎，很不受欢迎，并且，保禄会男会士本身已不被新德里总主教所接受，正找机会把他们赶走。这时还收容保禄会修女吗?当然不行，暂时收容也办不到，于是三位修女该尽快离开此地。
但是至少从印度，她们可以同在罗马的戴格兰修女取得联络，要求总会长不要命令她们回总会院，而去其它任何地方都可以。终于从戴格兰传来一个满意的答复：菲律宾，那里有一座圣保禄会的会院，可给她们供应一切协助。所以，她们离开了新德里，在孟买上船，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三日安抵马尼拉，而结束了流亡生涯。
在这里三位圣保禄孝女在圣思格拉斯第嘉公学的本笃会修女院附近，找到了妥善的安置，因她们三人健康情形欠佳，故在此休养了二个月。在十二月初，三人都移至八打雁的利巴，这里有圣保禄孝女会的修院。就这样在经过战争的逃亡、被驱逐、历经数月的跋涉后，终于在菲律宾开始了圣保禄孝女会的事业。
来自她心中的宝藏
戴格兰修女在一九三七年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请他们送来一篇农业学杂志上的报导，这是她在本世纪初在家中所看过的。她需要这知识，为叫人好好地耕种总会院四周的那片好土地：而且或许还可以饲养蜜蜂。
在她走过的地方所遇到的任何事物，都该用某种方法为修会的目的而使用。不利用所发现的事物，对她来说，好像是扔掉东西：对神贫愿来说，这是有罪的浪费和不服从。她——就像从雅培理神父所学到的，有五种任务：「放弃、生产、保存、供给、建设」，这为表示实践神贫和不断的工作是完全一回事。还有，雅培理神父不参观极著名的圣堂，对千年历史的古老隐修院置之不理：他认为在旅途中经过这些地方，如果留连，是浪费时间，是无益的分心，最好是不延搁行程，早些到达目的地。
戴格兰修女却不是这样，她喜欢，也使别人喜欢爱用些时间和机会得到纯洁的快乐和建设性的平静，例如：欣赏加信仰和具有艺术价值的古迹、自然界的景观和一天当中特别的时刻，如日出、日落等，以及散步中的特别事物……在所遇到的这些事物前，她喜欢伫足观赏，同修女们分享心情的状态和感触，随后她会毫不费力地把这些事物与超自然界相联结在一起；有时，一边默想，一边唱着歌。她特别喜爱圣咏第一百四十八首欢跃的赞颂诗：「请你们在天上赞美上主，请你们在高处赞美上主……太阳和月亮，请赞美祂：灿烂的诸星，请赞美祂……」
雅培理神父指示圣保禄孝女们个自注重身体，因为从事使徒工作，需要健康的身体而不是生病：关于这方面，戴格兰修女再加上更详细的说明。例如在一九三八年的一封传阅信件中，我们发现了这些提示：「我该给妳们一个重要的嘱咐，就是：好好照顾健康，预防生病；首先用普通的方法照顾身体，就是来自善意和来自医药上最基本规定的习俗。夏季最好晚半个小时起床，多吃水果。假如可能，也设法多吃葡萄维持健康，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小的病痛和很多的不舒服。
在一九三八年这个时代，很多人建议用葡萄治病，认为有效，因此葡萄的庆节或纪念日特别多：甚至在法西斯的治下，规定「葡萄是季节的水果」。法西斯政权禁止人与人的往来中使用「您」，而须用「你们」或用「你」来代替，因此在前面所提到的传阅信件中，戴格兰修女通知修女们为避免发生别的问题，曾说：「最好我们随从新的规定……不必多加批注。」
自己出版书藉
有一个从最初创立修会时就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修会初步基础巩固之后，更表面化而已，那就是圣保禄孝女会只照顾印刷品，和推销书籍及日报等工作，就够了吗?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传阅信件中，女会祖戴格兰公布说，从开始到现在，是在选择理想工作的目标，而今天该是规定确切内容的时刻了。还有，雅培理神父的构想是圣保禄孝女会如同修女们的家庭，也如同「训练技术的会院」。那末，必须现在就成为这样的会院，促使这样的理想实现。训练技术的会院指的是「写作、印刷和推销」的团体；当时，戴格兰修女继续说：「对于这些工作该付出全部的精力和勇气。为了中编辑、印刷和推销自己的产品等的一切精力，可敬的会祖曾画出一条路线，使修女们忠信地随从……」
这时，第一个结论是每一个书局要更改商品陈列的橱窗，把其它出版社所展示的书籍撤走，换成自己出版的书籍，所陈列的物品该带有本会的风格和多变化性。如果在橱窗内给圣经福音保留较好的位置，而给其它各种书保留一些地方，当然，这样的展示最好。
我们当然可以说戴格兰修女在第一批修女中，由会祖选出而付与重任，她是借着学习，在工作上自我陶冶而成。在阿尔巴城，由基艾沙神父所教授的信理神学和伦理神学课程，特别适合为她和为其他先锋队做准备，但谈到更进一步的深造，是派有天资的修女去读更高级的学校。她们甚至该成为著作家、刊物的主编、书籍和文集的出版家，用她们将学成的其它宝贵技术，从旁协助别人：准备在大众传播界，使司铎和会士、教徒、群众和团体认清方向。希望她们在报纸、书籍、无线电收音机、电影等方面拥有专长，对她们的时代，成为创始文化的组织人，补足神职界不足的经验，因他们对这些事很少有所准备。 例如有些堂区的主任司铎（主教除外)对于电影的现象感到惊奇，也很乐意「做些事」，但是有心无力，因为在这方面为他们太复杂，而且有些恐惧，他们需要有人亲手引领和指导，他们该信赖她们。请看修女们准备妥当——在书店里，现在「保禄孝女会」出版的书占有优势：书局变成进入新地区的港口，也成为实现理想的跳板。
圣保禄孝女会的罗兰季娜·贵代第曾写道：「读书的目的该是为使徒事业，而非为个人的满足。戴格兰修女曾嘱咐这些修女们要谦虚，对上主要依恃，对修会要知恩；当妳们读书时，妳们的姊妹们还在为妳们工作。读书不是一切修女都有的恩惠……．妳们记住，谁读书，谁的责任更重大。」
有几次主教的严格命令，如骤雨般淋在头上，这并非是修女们犯了什么过错。有一位主教禁止保禄会修女再把书籍和报章刊物带入他的教区，因为本堂神父们抱怨……这本是件小事却使她们烦恼了好多天。而这是年轻修女们的一片热诚，她们并不愿做得过份。
实际上，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在教区内卖书时，已经同其它修女分配好了地盘，每一会院负责管辖一个地区。戴格修女特地写了一封传阅的信件说明这件事：「去这里，是因为顺路；去那里，因为那里有位亲戚、有个朋友，而会院管辖这地区，并不知道已有人去过，所以又派了别的修女去……」这一切，是有些重复，但常有人把它渲染成大错：「当地人厌烦，就向本堂区主任抱怨，这些主任又向主教告状，因此在这一年内有几次在不少教区内发生过这种事，于是修女被禁止外出宣传，主要原因只是她们去的太频繁。」
戴格兰自然干涉这些事，而一再给修女们写信。从外表看来，好像她认为这些争论无伤大雅，而不快速处理：实际上，她非常关心，因为我们可清楚地看出她原有的本性和个人做事的态度：她所重视的是接收天主圣言的人。戴格兰修女教育修女们想想来到书局门前的人和在书局内寻找她们的人，甚至有些人碰到一点儿不如意，便以为遇见修女一次已太多了!她认为这是修女们爱德不够的表示，至少是不够殷敷的表示。
戴格兰修女继续教育修女们在各处与人交谈的方式、服从的态度和尊重别人的理由。散播天主的圣言是所有服务中最重大的工作，但也该有绝对相符合的方式和作风。常要如同增饼一样——耶稣完成轰动一时的奇迹之前，先给听的群众一个讯号；但在显示自己的全能之前，先表现了出奇的亲切，叫所有的人都坐下，如一位圣史所记载的：「坐在柔软的草地上」；也就是把饥饿的人变成宾客，把非天主教徒变成耶稣邀请来的人，把门徒变成服务的仆人。戴格兰修女曾去过意大利各地及世界各国，才对事情有如此的看法，并且马上使修女们也有同样的心态：「福传并不是背着一个袋子往各处跑：而是接近人灵。」灵魂也就是每个人不死不灭的那部份：所遇到的人，不管是同乡或外方人、英俊或丑陋、无智识的或博学的、朋友或敌人，都要接近他们，并要研究他们的需要。不要惊奇他们的习惯、态度、姿势等跟我们不同；请他们坐下，并使他们觉得轻松自在。只有如此，才能证实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真的是在「寻求人灵的福祉，工作是为人灵的得救。」
假如缺少以上所说的，那么所有的工作就变成接受订单，变成写进款帐目的报告记录，变成神圣任务与商业化成绩的悲伤对比，在这方面自然会「产生败兴、妄想、不满的情绪」。在一九二八年已经用下列一句话，规定了为人灵工作的方式和内容：「用司铎精神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