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的生活方式

从孤寂到独处的活动，不是不断退缩，而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孤寂，作更大的承诺。这个活动可以逐渐把我们带着恐惧的反应，转变成一个爱的反应。

要是我们仍在想尽办法逃避孤寂，我们必定不能摆脱找娱乐和尽量使自己忙碌的无穷尽的需要。我们将成为这要求我们崇拜它的世界的消极牺牲品。我们要依赖一连串迅速移动的链锁事件，迅速地改变情绪和行为，有时甚至倾向报复性的暴力。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变成一系列间歇性的、常是充满破坏性的动作和反应，日复一日把我们从内在的自我拉开。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自己是多么倾向于“反动”的模式：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常变成一系列针对周遭刺激而发的不安且焦虑的反应。我们总是非常、非常忙碌，而结果往往是非常疲累。但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的阅读和谈话、探访和交际、讲学和著作，有多少部分不是对周遭不断改变的要求一些冲动的反应呢？有多少是出自我们内心的动机？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有“纯动作”的时候，即使有，我们也要问，以“纯动作”为生活的目标是否健康或实际？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从经验中学会分辨何者是对周遭的情景的迅速反应，从孤寂朝向独处的过程，应该是一个逐渐把焦虑的反应，转化为爱的反应的过程。孤寂往往导致迅速和间歇性的反应，使我们成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的囚犯。但在心灵独处中，我们可以聆听每小时、每一日、一月、一年所发生的事件，慢慢地构思一个真正发自内心的反应。在独处中，我们可以仔细观察这个世界和寻找一个诚实的反应。

独处中的警觉

 不久以前，有一位司铎告诉我，他停止订阅纽约时代杂志，因为杂志所报导的都是数不清的战争、犯罪、权利游戏和政治垄断的故事，只能干扰他的心灵和妨碍他的祈祷和默想。

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因为它意味着你只能以否决这世界的方式而生活在它之内，只能在一个人工的、自我感应的寂静环境中，才能度神修的生活。真正的神修生活正好相反：它使我们对周遭的世界，非常警觉，在世界之内的一切和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都成为他默想和默观的一部分，都在邀请我们作自由的、无惧的回应。

正是这种在独处中的警觉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它使我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和这个时代的历史———世界借着它和我们交谈的工具——联系，并以非常不同的眼光看它。

当我回顾过去的这二十几年，我发现自己现在的情况，是二十年前，当我和其他二十八位同学在晋铎礼中，俯卧在一间荷兰主教座堂的地板上时完全梦想不到的。我几乎没有听过金路德其人和种族问题，我也不曾听过若望甘乃迪和韩马绍的名字。到意大利东北部帕度朝圣时，我见过老而胖的郞柯里枢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觉得这是衰老的神职人员的典型。我阅读过有关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阴谋的恐怖故事，很高兴这种事情不可能在自由世界内发生。我也听过不少（多得使我难以忍受）有关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的悲惨故事，不过，还好，我知道这些都是历史陈迹了，不会再出现在我的年代。而现在，几年后的现在，我的脑子和心灵里，装满的是把我塑造成一个与我一向所期望的、完全不同的人的记忆和事实。现在，在我能看到我生命圈子的起点与终点的时候，我明白我只有一生可以活，我不但要在这一生的时间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帮助塑造这历史。现在我明白，我不能以达拉斯、越南、迈莱、和水门等事件为借口解释我的生活为什么和我所期望的不同，我必须在我独处的中心，寻找这些事件的根源。

在我们的独处中，我们看历史，再也不只是集合了许多不连贯的事件或意外的抽样本而已，历史变成了要求我们心灵改变的呼唤。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打破因果和功能的链锁，用我们的心去感受日常生活事件较深一层的意义。世界也不再是残酷的，非把我们分成“敌”、“我”两方面不可，而是象征式的，邀请我们结合和复合所有外在和内在的事件。因此，一个总统被谋杀、人成功地登上月球、一座城市被残忍地炸毁、一个政府因为人嗜权无厌而解体、不少个人失望、痛苦等等，不再是生活不可避免的附属品，一切都变成立刻回应的邀请；就是要求个人的投入。

塑造性的干扰

重游曾在那里教过几年书的圣母大学，遇见一位有经验的前辈教授。当我们一起在美丽的校园散步时，他忽然带着忧郁的腔调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生都在埋怨工作不断受干扰，殊不知受干扰就是我的工作。”

我们不也常认为，生活中的许多事件，都是扰乱我们的计划、节目、和生活规律的大大小小的干扰吗？当一位学生来访，打断了我们的阅读、恶劣的天气影响我们夏日的假期、疾病影响安排好的计划、朋友之死扰乱我们的平安、一场残忍的战争破坏了我们有关人性善良的理想、生活中许多粗陋的事件破坏我们的美梦时，我们不是也在内心提出抗议吗？这无止境的干扰，不是已在我们内心，积聚了无数的气愤、挫折甚至报复的情绪，以致我们不禁要悲哀地相信，日渐年老等于日渐怨怼吗？

但如果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干扰，其实就是我们的机会，是要求内在回应挑战，是借此而促进个人成长以达至圆熟的阶段呢？如果我们的历史中种种事件，就像陶工塑造他的粘土一样塑造我们的人格呢？如果我们只要细心地服从这双塑造的手，我们就可以发现自己真正的圣召和变成一个成熟的人呢？如果这一切不期然的干扰，其实都在邀请我们放弃陈旧的、过时的生活方式而向新的、尚未发掘的经验领域拓展呢？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的历史，不是一系列盲目的、非个人的，我们完全不能控制的事件，而是向我们显示着，在这一切之后，有一双手在领导着我们朝向一次个人的接触，使我们所有的希望和渴望，都在这次接触，圆满地实现呢？

这样，我们的生活就要完全改观了，因为这样一来，命运要变成机会，创伤是一个示警，麻痹变成一份邀请，请我们去追寻生命力较深入的根源。这样，我们可以在哭泣的城市内、在焚烧的医院里和在绝望的父母和子女群中，寻找希望。这时，在面对着枯死的种籽时，我们仍可拂去绝望的诱惑而讲一棵结实累累的大树。这时，我们真可以切断一连串无名事件的羁绊，静心倾听历史之主、天主的声音，他在我们独处的中心呼唤我们，要我们和他交谈，回应那万古常新的呼唤。

一颗忏悔的心

 西方的宗教感情过份倾向个人化的发展，导致一些概念如“忏悔的心”等，只是意指个人负罪的经验和做补赎的决心。不错，意识到自己在思想、言辞、和行为上有不纯洁之处，的确可以使我们陷于悔罪的情绪中，从而促使我们希冀罪的宽赦。但如果我们生活中的灾难事件、战争、集体谋杀、毫无约束的暴力、挤迫的监狱、酷刑室、千千万万饥饿和患病的人和大部分的人所忍受的无名的悲苦，完全被挡在我们的心灵的独处之外，我们的忏悔，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虔诚的情绪而已。

在我写以上这一段时，当天的报上登载着一张图片，图中有三个葡萄牙士兵，其中两个分别拉着一个全身赤裸的囚犯的两只手臂，另一个却正把犯人的头砍下。同一份报纸又报导：达拉斯一个警察，在一辆巡逻车里盘问一个戴着手铐的十二岁男孩时把他杀死；一架载着一百二十二名乘客的日本七四七珍宝客机被骑劫，目的地不详。当天报纸又报导，在美国总统公开宣布绝对尊重柬埔寨中立的同时，美国空军竟向柬埔寨投下了价值一亿四千五百万美元的炸弹。报纸给读者详细描述希腊和土耳其用电施行酷刑的、令人看了毛骨悚然的技术。这些“新闻”，都是排在次要的版位，头条新闻却是有关政府高官偷盗、欺诈和大量盗用国家钱财的事件，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其实，这一天的报纸和前一天的并没有多大的分别，相信再过一天甚至将来的报纸也差不多。

这种种能不使我们悲伤，能不使我们因这无尽的悲惨而垂头丧气吗？这难道不应该使所有的人相信，我们都应该怀着忏悔的心作公开的补赎吗？这能不使全体认罪，承认我们全都犯了罪，需要宽赦和治疗吗？这难道不足以迫使我们打破个人虔诚的硬壳而这样祈祷吗？

     上主，我由深渊向你呼号，

     我主，求你俯听我的呼号，

     求你侧耳俯听我的哀祷！

     上主，你若细察我的罪辜，

     我主，有谁还能站立得住？

     可是，你以宽恕为怀！

     令人对你起敬起爱。

     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言、

     我灵等候我主，切于更夫的待旦。

     请以色列仰赖上主，应切于更夫待旦，

     因为上主富于仁慈，他必定慷慨救援。

     他必要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一切所有的罪根。   （咏130:1-18）

现实的重担

    我们可以承受现实的重担吗？我们怎么感受人类所有的悲剧，充分注意到人类无穷无尽的痛苦，而不致心灵麻木不仁和抑郁不振吗？在不断有人提醒我们，世上有千千万万人在忍受着贫穷、疾病、饥饿和被迫害的痛苦时，我们又怎能维持健康而有创造力的生活呢？在我们不断地面对着人受酷刑和被处死的图片时，我们怎么还能笑呢？

    我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在我们之中有些人非常关切这些人间疾苦，不断地提醒我们（往往违反我们的心愿）这个世界的罪孽。甚至有一些圣人自愿放弃一已的幸福，甘心和世上受苦的人一同忍受痛苦。虽然这些人使我们烦厌，使我们想直斥他们是自虐狂或末世的先知，但他们实在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时时提醒我们，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团结之心，要永远治愈他们的创伤是不可能的。这些“极端份子”或“幻想家”强逼我们反省，到底在和自己玩些什么游戏？玩多少游戏？筑了多少高墙以阻止自己去体认和感受人类团结的重担。

也许目前，我们必须接受在知与不知、见与不见、感觉与不觉之间的分别；得接受全世界有时看来就像一座玫瑰园一样美好，而有时却令我们的心像系着一块大磨石一般沉重；有时我们会感到欣喜欲狂，而另一个时候却沮丧无比；有时得谦虚地承认，报上的新闻使我们的心灵不胜负荷，明白只有面对现实，我们才能成熟地去尽自己应尽的责任。也许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能逃避或否认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强迫自己去面对还不能面对的问题，我们只能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有勇气和力量去正视它们而不致被它们压倒。这一天必定会到来，只要我们紧记，无论何人，逃避或否认都不能解决问题，并相信，新生命只能从埋在被压碎的土里的种籽冒出来。真的，天主、我们的主“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赤心。”(咏51:19)

到底是什么阻止我们正视现实世界的一切呢？会不会是因为我不肯承认自己的无能而只愿意见到我们可以治愈的创伤？会不会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幻想，以为自己是这世界之主，因而创造自己的迪士尼幻想世界，使自己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会不会是我们不愿意听和看各种显示我们不是宇宙之主的征兆？要坦诚回答这些问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很难从心底承认自己是怎样顽强地抗拒自己的无能。

从独处中发生抗议

不过生活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明白，虽然不能控制生活中的许多事件，但总不应该把它们排拒在心灵之外，与其诸多埋怨，不如相信这个从生活中体验的智慧：有创造性的回应，只能发自深心。如果我们对世界的种种问题的回应，只停留在手与脑之间，这回应必定是脆弱而表面化的。如果我们对战争、种族隔离、社会上的不正义的抗拒，只停留在刺激与反应的反动作阶段，那么我们的愤慨会变成自以为是的偏激态度。我们希望有一个美好的世界的希望，会降格而成为只求速成的短见，而我们的慷慨不久也要被失望消耗殆尽。只有当我们的思想能沉到我们的内心时，一个持久的回应才能从心的深处冒升上来。

不少在六十年代致力于争取公民权利并在和平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人，现在变得沮丧和玩世不恭。当他们发现自己不能控制实际的情况，他们并不能做些什么，辛苦地奔走也见不到什么明显的改变时，他们的活力失去了，冲劲丧失了，只好缩进他们受伤的自我之内，躲避到一个幻想的世界里，或含怨地加入他们以前所反对的人们的行列。所以难怪现在有许多六十年代很活跃的行动家，必须借助心理治疗与他们的抑郁搏斗，或利用毒品来麻醉自己，或制造偶像来缓和这种抑郁的情绪。如果我们对六十年代有什么可以批评的话，那就是他们那时的抗议不是没有意义而是不够深刻，也就是说，当时的抗议不是从心灵的独处中发出来的。当我们只是用脑和手工作，我们很快就变得只信赖行动的结果，而在行动得不到结果时就想放弃。在心灵的独处中，我们真能静听世界的痛苦，因为在此，这些痛苦不陌生，它们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痛苦。在此我们可以体会的，最普遍的也就是最个人的，没有任何人性的东西对我们是陌生的。我们可以体会到，残酷的历史现实，实在就是人心的现实，包括我们自己的心在内。所以要抗议的话，在独处时，我们的确可以作出回应。 

我们以个人身分宣称，我们对人类所有的痛苦都要负责，这未免有点夸大；说多了使人麻木，但说我们每个人都受召对它尽责，这却是一个使人感到自由的讯息，因为我们人类共有的团结意念，促使我们在见到他人受苦时，挺身而出，想法子缓和他们的痛苦。

同 情

这种团结的意念使我们不致狂妄自大而能同情他人。墨顿曾这样说：

     天主一旦召唤你学习心灵独处，此后你所接触的一切，都会领你趋向更深的独处。只要你不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建立你那一类的退隐生活，每一件事都能影响你，把你造成一个隐士。我的新沙漠是什么？它的名字叫做“同情”。任何荒野都不比同情的荒野更可怕、更美丽、更荒芜和更丰硕。这是唯一能像百合花一样茂盛的沙漠。它将变成一个池塘，它将萌芽、盛放、欢欣、喜悦。在同情的沙漠里，干枯的土地要变成奔流的泉水，赤贫的将拥有一切。

墨顿一生的矛盾就是他从世界退隐反而使他更接近世界。他越能把令他辗转不安的孤寂，转变成一种心灵的独处，他就越能从他自己内心深处，发现和回应世界的痛苦。他同情、认同人的痛苦与挣扎，这使他成为许多人的发言人，使他们虽然没有他的写作才能也能分享他独处的境界。墨顿在独处中，清楚地看到他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他说：

    我之所以生于一九五年，在我有生之年见到奥斯卫滋集中营、广岛事件、越南事件和瓦滋暴动等，都不是事前得到我的同意的。然而，无论我喜欢与否，这些事件都与我个人深切相关。

带着一点讽刺的口气，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抗拒世界”和“轻视世界”，其实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在逃避选择。假装不理会奥斯卫滋集中营或轰炸越南事件，装作他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的人，其实只是在虚张声势而已。我想现在已越来越多人，甚至包括隐修士在内，接受我这种看法了。

     由独处而生的同情，使我们深深察觉自己的历史性。并不是要我们去回应那些普遍的大事，而是回应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具体的事件。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再不能把这些显示着邪恶和死亡的事件，看作只是干扰他生活计划的障碍物而已，他会认为这是要他彻底改变自己和他人的机会。在历史中，每当一些男女，因为他的世界所发生的事件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就会为世界开发慷慨和新生命的根源，带来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希望。

与痛苦结合

我们发现，那些给我们带来希望，加强我们灵魂力量的人，并不是那些导师或道德家，而是能用语言和行动，把我们所处的人性的情况，很技巧表达出来的人。他们总在教我们看清生活的事实后，鼓励我们去面对它。有些辅导员把奥秘变成问题，为人提供急救崩带式的解决办法，他们的做法令人沮丧，因为他们避免团结，但只有在团结中人才能得到治疗。俄国名小说家托尔斯泰描写逼使艾玛自杀的复杂情绪，比利时作家烩灸人口的作品，描写传闻一时的比利时建筑师为了追求人生的意义而死于非洲森林的故事，这些作品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不是因为他们所表现的勇敢，而是因为他们能这样深入人的痛苦而对它作出回应。斋克果、沙特、卡缪、韩马绍、苏辛尼津等人都没有给人提出任何的解决方案，但许多人都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新的力量，而能继续追求他们个人的目标。那些不逃避痛苦，反而以同情的态度面对痛苦的人，给我们带来治疗和力量。矛盾的是，治疗是在我们与痛苦结合时开始的。在我们这个事事讲求解决方案的社会里，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得，要减轻痛苦而又不肯分担它，就好像要从一间焚烧的房里救一个孩子又不愿冒着被灼伤的危险一样不可能。这种同情的结合是在独处中形成的。

因此，从孤寂转化到独处的过程，是向内伸展的过程或者可说是更深入地投入我们时代迫切事件的过程。从孤寂到独处的过程，是一个让我们接受干扰而彻底改变自己的机会；使我们的责任变成一个神圣的召唤而不是一个重负；它在我们心里腾出空间，以使容纳其他的兄弟姐妹，使我们能在手足之情中与他们团结一致。从孤寂到独处的过程，也是向自己内心无限伸展的过程。我们将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找到自己最伟大的治疗力量，这力量不是我们应该保护的私有财产，而是给我们与他人分享的礼物。因此，从孤寂到独处的活动，自然把我们引向从敌意到善意的活动。这是第二程：鼓励我们向外伸展，生气蓬勃地迎接一路上所遇见的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