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婢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悠久的恶俗。大户人家把穷人的女儿，从七、八岁买进来当牛作马，百般虐待，往往迫害致死。有幸活到一定年龄，不是收留为妾，便是贩卖为娼，婢女命运之惨痛，甚于美国的黑奴。
许春草对婢女的不幸遭遇，从幼年时代，就有强烈的同情。在他八、九岁的儿童时期，看见大户人家鞭打，虐待婢女，就为她们流泪。有一天黄昏时刻，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提个小箩筐，寒风瑟缩中躲在路旁哀哭。小春草惊问何故？女孩说：“她家主人给她三个铜钱要她买酱菜，被人抢去了，没有钱买酱菜，回家会挨打。”小春草想一想，记得身上正好有三个压岁钱——这是他惟一的私产，二话没说，解开带子，就把那三枚被他磨玩得金光灿烂的“大康熙”塞进女孩手中，说声“给你”就自个儿走了。虽然从现在看起来，是件小事，可是在那个时候，穷孩子舍得了一个“大康熙”就不是简单的事。
皈依基督教之后，看见人家虐待婢女，许春草总是按耐不下内心的怒火，经常出面干涉。有一次他被婢女的主妇抢白着说：“婢女是我用钱买来的，要打要杀你管不着！”这一句话，触动了他的深思：“用钱买来的人，便可以打杀自由？”这个理由，对他来说，不是味道。因此，他立下志愿，有朝一日，我有了力量，首先就要解放婢女，如同林肯解放黑奴！“中国婢女救拔团，”就是在这种志愿下组织起来的。
许春草有个坚强的意志与信心。无论做什么事，经过他深思熟虑，迫切祷告，认为符合上帝旨意，无论碰到多大的阻力，和如何的困难，以及受到何种挫折，绝不退却，绝不屈服。如上面所叙述过的讨袁、讨贼，和同教会内的黄植庭的斗争，就是这样取得胜利的。“中国婢女救拔团”的设立，也是同样考虑过而建立起来的。他考虑到：凡是养得起婢女的人家，都是家庭拥有资产的富豪和有权有势的官僚家庭，虐待婢女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中国婢女救拔团的出现，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面对官僚和富户的双重压力，能撑得住，支持下去吗？当他考虑到这里，过去在社会上听到的婢女被殴打的皮鞭声，悲惨的哀哭声，重新刺进他的耳朵，他认清这是上帝的呼召，他责无旁贷，决心干下去！
1929年，许春草在鼓浪屿笔架山观彩石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倡议成立“中国婢女救拔团”解放婢女。虽然响应号召主动前来参加的不上百人，但许春草严肃而郑重宣布开会。站在讲台上，慷慨激昂，控诉蓄养婢女的罪恶，谴责一切蓄养婢女的人家。他在举例中，涕泪滂沱，听众同声饮泣。他的最后一句结束语说：“愿有良心的兄弟姐妹们，跟着我来！天父支持我们！”
中国婢女救拔团发表宣言，痛斥蓄婢制度，要求养婢人家，立即解放婢女。提出几个办法：
（1） 让婢女进学校读书，以进学校为标准。课余回家，仍可帮理家务；
（2）婢女不堪虐待的可以逃来救拔团，由救拔团收容教育，给以衣服膳食，并保证其生命安全，健康成长；
（3）受到残酷虐打中的婢女，中国婢女救拔团要以武力抢救，不惜牺牲；
（4）中国婢女救拔团设立收容院。婢女进院，改称院生，按年龄程度接受教育，够上中学程度的，保送入中学。达到结婚年龄的任其自由选择配偶，由救拔团主持婚礼。
这份宣言，印发五千张，分发厦门、鼓浪屿各界人士，震撼了统治阶级和蓄婢家庭，这么一来，他们不能再养婢女，不能再随心所欲打骂、糟塌婢女了。有人说：“许春草又在造反了！”
被触怒的党政军警及司法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党部提出，按法令，中国婢女救拔团没有履行民众团体登记，是不合法的组织，所有军政法机关，有权加以取缔和镇压。由此，社会上就产生各种议论：法院宣布，婢女救拔团及其领导人犯上刑法破坏家庭罪，应受法律处分。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通过鼓浪屿会审公堂，要鼓浪屿工部局加以取缔。拥护的，大部分是学校学生，普通商人和劳动工人，小商小贩，当时在厦门出版的报纸，都在当权者控制之下，几乎没有一家仗义执言或刊登救拔团的文字。中国婢女救拔团在这种情况下，有如乱石堆中的鸡蛋，随时都有被粉碎的可能，这是许春草早已料到的。对此，他屹然不为所动，沈着应付，他一天有几次为中国婢女救拔团祷告！
政治压力够重的了，但经济压力更加严重，许春草组织婢女救拔团的时候，正是福建讨贼军收场之后，他典尽卖空自己历年积下来的微薄的家当，用来遣散奉孙中山先生命令解散的内地民军，免流落为害地方。1930年，是他一生经济最穷困的时期之一。养婢之家，尽是富户，加上政府威胁，没有办法向外募捐。为了打破这个难关，许春草恳切祷告，得到一次属灵的启发，要独力支援救拔团及收容院的经费二年，不得向人募捐。于是他只好借债来维持这项事业。除每年两次演剧义卖剧票外，没有任何方面的捐款。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顺便表场一位慈善家——厦门同英布店的东主卓全成先生。他虽然是个资本家，但家里没有养婢，对许春草的救拔婢女，极为同情，他主动引进织布机数架捐赠收容院，教导学生学会织布，并代包销，将收入悉数交与许春草，作为收容院的维持费，减轻了许春草的债务。
许春草逝世后，卓全成说，“许春草所办事业，他无条件的赞成。因为他所作所为，都符合基督的道理。”
在表场卓全成先生的同时，我还得记下一笔鼓浪屿救世医院的贡献。鼓浪屿救世医院是基督教医院。医生护士多数是热心基督徒。他们对婢女救拔团的宗旨，非常同情。有些医生护士，参加了婢女救拔团为团员，不辞劳瘁为收容院院生服务。
收容院章程，凡婢女不堪虐待，逃进收容院，办理登记之后，负责职员便分头通知许春草和医生，他们通常是先后赶到收容院。由医生检验难女身体，填好伤格，并签名负担法律上证人责任。多数难女都是遍体鳞伤，履次使许春草独自伤心，泪下如雨。又重伤难女，许春草立即送往医院治疗，得到医生护士的特殊照顾。医院当局，还酌情优待医药费。在医生护士的大力支持下，七、八年间，除了一个重伤难女不治身死之外，二百余名院生，没有发生过病情事故。
为了解放婢女，许春草一方面要抵抗地方当政军法的压迫，一方面要同养婢女的豪绅作各种形式的斗争。除了宣传工作之外，有时还得碰硬，作武力的斗争。救拔团宣告成立的第三个星期，便有一个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副官王经的婢女，前来请求庇护，许春草照章予以收容。这就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个副官，本来算不和什么，但是这个副官，却是警备司令林国赓的外甥，气焰就比一般豪绅高得多。按照救拔团的章程；婢女前来请求庇护，该团立即发函通知养婢人家，并在报纸上发表新闻，宣告这位婢女已在救拔团受到保护，得到解放。王经接到通知，又于第二天看见新闻报道，大发雷霆，对许春草大有灭此朝食之势。他首先派人前来交涉，要求发还婢女，许春草告诉来人：“我们婢女救拔团没有发还婢女的章程，”拒绝他们的要求。王经便申报他的司令舅舅，要派陆战队武装来夺人，但许春草对此早有准备，召集会员数百人（那时候签名志愿参加中国婢女救拔团的群众，已以四千余人，其中有少壮建筑工人二千人左右，各执棍棒，武力保护婢女收容院，等待抵抗。但是婢女收容院设在鼓浪屿，当时还是租界，海军陆战队未经洋人的许可，不敢进入。只好通过会审公堂照会工部局，控告许春草拐诱王家婢女，囚禁收容院，要求派巡捕起赃。许春草在鼓浪屿基督教有一定的信誉，还有几次较量过洋人，所以工部局对会审公堂说：“这样的一种问题，你们中国人自己去调解为好。”——等于拒绝厦门的要求。会审公堂出面要求和许春草对话。许春草派了一个团员去见他。会公堂见劝说无效，威吓救拔团代表：如不把婢女从速送还王副官，许春草就别想再过厦门，一到码头，就要逮捕。许春草听后一笑置之，即不放还婢女，也不会“不去厦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后浪比前浪更大更凶。厦门台湾流氓头子林阿滚的婢女逃来请求庇护。1930年，是“九一八”事件的前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千方百计制造事端为口实，借机侵犯我国。林滚立即报告日本驻厦领事馆，要求工部局抢人。日本领事知道许春草不好惹，叫林滚先礼后兵，前来说情。来人告诉许春草，林滚说你创立中国婢女救拔团是好事，他极赞成，但是现在把他的婢女抓去，又登报宣传这件事，使林滚大失面子。我们知道林滚在厦门也有一定的势力，万一酿成事端，不就是第二个吴台械斗么？如果你肯把婢女送还林滚，给他一点面子，他准备向婢女救拔团捐助一笔经费。许春草告诉那位“公亲”，“你们这些话正符合一句俗话，叫做‘威胁利诱’。我如果怕威胁，就不敢宣言解放婢女，我如果可以受人收买，我早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了。我愿意林滚先生首先动手。”这一仗舌战，又告胜利，林滚自动收兵。
应付海军警备司令部副官王经和台湾流氓头子林滚等威胁，固然不易，但要应付金钱势力，更加为难。有一位地方首富的婢女逃进收容院，看到救拔团的通知和报上新闻之时，摆出架势，要和许春草拼个死活。他公开对人家说，“我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争这口气！”果然，钱能使鬼推磨，他用重金聘请律师向法院控诉，又以重金贿赂法官为他张目。在三个月中，厦门法院连续签发二十几张传票，传讯许春草。许春草拒不应传。直至接到第二十九张传票，才由救拔团推出一个代表，到庭应讯。事前消息传开，双十中学，大同中学，中华民学学生和建筑工友数百人争先恐后到法院观审。法庭挤满人群，连大门都被塞住。开庭之时，那个臭名周知的法官欧阳汉，吓得面无人色，语不成章。为了好报答贿赂，宣称“中国婢女救拔团没有向政府登记是不合法的民众团体，不许活动。但救拔团代表，即以法庭为讲坛，痛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虐待婢女，侵犯人权的罪行。群众高呼口号，法官欧阳汉惊惶退庭。许春草鉴于法院的腐败，倡议组织厦门清除法院贪污群众大会，成立委员会，号召各界人士揭发法院敲诈勒索，贪污腐化的罪行。厦门地方法院从来就是一潭污水，经不起这一搅拌，在一星期中，被揭发的贪污案件达百余起。清除法院贪污委员会每日以简报形式，加以揭发。法院无地自容，居然放火烧掉整座法院，消灭罪证。这是许春草反奴隶斗争的又一个回合。
经过以上几个战役的胜利，许春草为中国婢女救拔团树立起威信。人们都知道许春草所领导的救拔团，是不与罪恶妥协的。要么主动解放婢女，要么承担婢女逃入收容院请求庇护的风险，已为为养婢女人家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婢女救拔团未设立之先，鼓浪屿工部局，原设有“济良所”一所，收容被虐待的妇女，但因主持人徇私舞弊，经常将请求庇护的婢女和私娼等，发还养婢之家和娼寮，造成不少惨案。以后婢女和其它难女，视“济良所”为“死穴”，再不敢来请求庇护了。
许春草有鉴及此，绝对不许婢主说项求情，连自己的亲戚，有婢女逃进收容院，亦不让索讨，彻底保护她们安全。然而，他因此树敌甚多，不止一次地受到鼓浪屿工部局的警告。
1930年，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反对奴隶制度组织”一个考察团前来远东考察。到上海时，听到中国婢女救拔团的情况，特绕道前来参观，肯定许春草的救拔团，符合反对奴隶的宗旨，要求鼓浪屿领事团通知工部局，不得干扰，方减少了一些压力。
由上海中华国民抗毒会总干事黄嘉惠支持，救拔团租用原德国在鼓浪屿旗尾山的领事馆旧址为婢女收容院，解决院址问题，婢女陆续投奔来院多至二百余人。许春草按照救拔团章程，予以教养及择配。
抗日战争开始，许春草纵身投入抗日活动，离开厦门到内地去。将收容院交予鼓浪屿国际难民救济会维持。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鼓浪屿，中国婢女救拔团及它的婢女收容院，被日军解散。
中国婢女救拔团自成立至被日军解散前后虽然不到十年，收容婢女不上三百人，活动范围只限于厦门及鼓浪屿，但这一运动，不但在地方上有了重大的影响，即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蓄婢陋俗，也发挥了有效的打击。厦门和鼓浪屿所有蓄婢家庭，纷纷主动解放婢女，让他们进学校读书。没有送去读书的，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爱打就打，爱杀就杀。左右邻居互相告诫说：“不要打了，给许春草知道会麻烦的。”因为救拔团曾经十几次动员数以百计的少壮团员，攻进婢女被拷打哀声凄历的豪绅住宅，抢救正在被严刑酷打中的婢女，护送到收容院。许春草并且在每年的五一节和双十节举行示威游行，用喊话筒沿途呼召：“不堪虐待的婢女，来参加游行队伍，争取自由。”也收到一定的效果。这些活动及其成果，救拔团经常印发简报，分送全国各地，扩大宣传，不断收到群众，个人及团体来信，表示同情并给予支持。
